朱志凌

 

 

巢峰(左)与徐庆凯(2015年9月)

 

 

《辞书记失》《辞海论》书影

 

 

2015年7月4日，巢峰先生(左)在北京与徐庆凯(中)、秦振庭小聚。

 

2016年2月23日下午，“书香上海”官方微博宣布，经过前后三轮评审，并经编校质量检查，第十四届“上海图书奖”最终评出获奖图书九十二种。其中，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辞海论》获得二等奖。

 

《辞海论》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是辞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创新成果。研究有代表性的品牌辞书，是辞书研究的重要方面。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辞书研究蓬勃发展以来，已经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有些是个人或集体对某一辞书所写论文的汇编，有些是研究某一辞书中某方面问题的专著，有些是对某一辞书中疏误的匡正。这样的著作都是有益的。但是见闻所及，以前似未出版过全面研究某一辞书编纂工作经验　(特别是教训)的专著。《辞海论》的出版，不仅为一本历经百年、多次磨砺的辞书作了系统的梳理、总结，更是填补了辞书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获奖之际，想想自己一个从未参与过《辞海》编辑工作的人，竟然做了一本研究《辞海》编纂工作专著的责编，且又获得荣誉，着实感到“机遇的垂青”是那么的“突然”。

 

一

 

生也有缘，我于1997年从新华书店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那时，全社几乎所有编辑都投入到1999年版《辞海》(即第五版)的编辑工作中。我是定向被安排在总编办公室干宣传这一老本行，自然与《辞海》编辑工作无缘。1998年是建社四十周年，除了日常做好一些原本几近空白的出版社宣传工作，我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编辑社庆四十周年纪念册上。当时的李伟国社长要求我拿出最好的宣传册。我一头扎进了小白楼三楼平台上临时搭建的简陋档案室，阅遍《辞海》的档案卷宗。纸质已黄、略显脆弱的卷宗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大半年时间后，我从中摘引出不少关键字句，梳理出《辞海》发展的脉络，也访问了当时的社领导巢峰、鲍克怡和辞海办公室副主任(按惯例，主任由辞书社社长兼任)徐庆凯等同志。这也算是我身临其境地“投入”了一回《辞海》工作。在此编写、编选、编辑过程中有个小插曲:纪念册照例要有个“卷首语”，就是社长要写个前言。我年轻不知轻重，便揽下了这个差事。写出来后，自己觉得还蛮满意，李社长看了觉得也不错，但班子讨论却没通过，具体理由没记住，大约是缺乏官方色彩。正好那时《光明日报》的老师来约稿，于是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被刊登在1998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据说当时还惊动了夏征农主编。这篇文章就在最近还被熟识出版社历史的老同志提起，并上了微信和微博。《在〈辞海〉的旗帜下……》，这就是我对《辞海》的敬仰之情。

 

在辞书社近二十年间直到2013年底，主要是总编办和编辑室两边兼着。期间虽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跨世纪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的大辞海办公室副主任，但我始终未能参与到《辞海》编纂的具体工作中。在与辞海人深深地相识、交流、结交中，我注意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楷模。

 

《辞海》第五版出版后，在新世纪开启时，《辞海》　主编夏征农读了汪道涵题签、李春平撰写的《辞海纪事》后，郑重其事地对巢峰提出要编两本书，一本是《辞海史》，一本是辞海的编纂经验。2008年夏老逝世后，该议题又被时任社长彭卫国、总编辑潘涛重新提出来。巢峰则计划写一本《辞书记失》，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是对《辞海》的评析。徐庆凯也在完成《辞书编纂记事》(合著)、《辞书思索集》《专科词典论》之后，计划撰写一本《辞海论》，其目的是既要对百年来的六次《辞海》编纂工作作一个剖析，又要把同仁的经验教训予以梳理，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其优点，也研究其缺点;既研究其成功之处，也研究其失误所在”。其着力点是“普及优秀辞书的编纂经验，推广其中所包含的敬业精神、严谨作风、周密规范、得力措施，当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环节”。这与夏老希望总结《辞海》编纂经验的提议相合。

 

巢峰、徐庆凯两位前辈的想法是很高瞻远瞩的。因为他们参加了自第三版起的《辞海》编纂工作，他们又是辅助主编夏征农工作的出版社主要领导成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他们是有脊梁的中国编辑，他们的年纪也大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们要把自己的体会、工作经验教训告诉后人。唯一的难点是工作量很大，因为所见所闻的档案材料并不太多。

 

这一系列大胆而又艰巨的任务在2010年酝酿得比较成熟。当时主政辞书社工作的彭卫国社长果断拍板并予以悉心的支持。就这样，《辞海论》《辞海史》，以及“中国出版家列传”等书的策划与责编任务就交到我手里。还有一部重要的人物传记　《巢峰传》，商定待《巢峰自传》完成后，由我联络合适的作家跟进重新创作。

 

二

 

获得过首届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的徐庆凯老师，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专科辞典的编辑大家，从事编辑工作逾六十年，1972年开始参加《辞海》编纂工作，历经《辞海》第三版起各版的编纂工作，不仅审读修改了大量的稿件，还参与制定了大量规章制度;并参加了数十种专科词典的编纂工作，积累了大型综合性词典的编纂经验，其众多的改稿实例堪称经典。

 

徐老师很快拟定了《辞海论》的写作大纲。包括《辞海》编纂工作的各个方面———性质、编纂方针、体例、框架、立目、释文、交叉工作、插图、编排法、附属成分、编纂工作程序、数字化技术的逐步应用等等，以及从开始编纂到五次修订重版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大纲征求了巢峰、周明鑑等辞书界专家的意见，巢老认为有亮点，提出建立“辞海学”的条件已然成熟。北京的周明鑑也在审读样稿后说:“《辞海论》是实际工作的自然总结。作者目光如炬，悉心分析，不护短，不遮盖，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精神值得弘扬。”当时的潘涛总编辑亦曾陪同徐老师拜访了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刘杲。刘老肯定了《辞海》的作用，认为写作《辞海论》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刘老长徐老师一岁，他关切地叮嘱徐，年近八十了，要配好助手，并保重身体。

 

从2010年起，徐庆凯老师与刚退休不久的老部下秦振庭编审(曾任辞海办公室副主任)进入了战时状态。我作为责编，几乎每周都和两位作者沟通交流，努力地帮助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两位老师的撰稿水平很高，写作态度严谨，每读一次书稿，总有不少收获。全书约三十万字，作者分章写作，陆续交稿，凡完成一章，立即审读，编辑加工。

 

为了做好编辑工作，我甚至到“孔夫子网”上淘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徐老师写的一本小册子《从实际出发》(“工农通俗文库”之一)，也读了他八十年代写的《编辑与逻辑》(“编辑业务丛书”之一)，从中也悟出了一点曾经搞过逻辑学研究的老法师的编辑思想精华。

 

2010年，秦老师参加中国辞书学会银川年会并宣读了　《辞海论》的第一章“《辞海》的性质”，藉此听取意见。201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徐老师以“编纂《辞海》的三个关键词”、秦老师和我以“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读陆费逵　《辞海编印缘起》的辞书学意义”为题的论文，分别阐明了倡导《辞海》的前辈们的编纂理念。2013年的中国辞书学会崇明年会，徐老师就“关于《辞海》义项的研究”作大会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议。期间，彭卫国社长还联系了中华书局副总经理黄松，由我陪同徐、秦两位老师赶赴北京中华书局，寻觅当年《辞海》的材料。中华书局提供了不少书局老人记忆的片段信息。惜世事变迁，很多珍贵资料已经缺失了。

 

作为责编，我有幸以第一读者的身份和角度来拜读《辞海论》原稿。鉴于这本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辞典的术语比较多，为便于专业读者日常工作中的使用，我曾建议在书后加一个主题词索引，不料立即遭来徐老师的“强烈反对”。我又提议应将在辞海编纂中的若干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作为附件，亦遭到否决。甚至是排版设计上的小小策划，徐老师会几次三番戴上助听器给我打电话，甚至写信。我坚持着，最后，徐老师同意在书后加上“本书所用词典编纂术语简释索引”。后来，我才明白徐老师怕增加成本，是为了减轻我这位责编的经济压力。其实，他是希冀我如此操作的。为一本并不赚钱的学术书，我提出这些想法值得吗?　其实，诸如此类的编辑过程是一种享受，说实话，在一次次这样的“交锋”中，也完美诠释了编辑与作者在磨合中得到的积极成果，编辑工作的价值才得以实现。

 

《辞海论》曾检阅的资料达三百多万字，记录的电子文档五十万字，引用《辞海》六个版本中的词目总数一千一百八十余个　(不包括图片)。熟知辞书编纂的同志都知道，这已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来衡量了。

 

2014年初夏，《辞海论》杀青。同年下半年，《辞海论》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同年10月下旬，为配合《辞海》(第七版)　编纂工作的启动，时任社长何元龙决定将编辑加工后的原稿印发全社编辑人手一册，供编辑培训使用。

 

三

 

归纳起来，《辞海论》　有四大特色:

 

第一，按照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的原则，以大量事例为根据，对《辞海》编纂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的探讨和总结。所谓全面，从纵的方面说，包括《辞海》编纂工作启动一百年来从初版到其后五次修订再版过程中重大的发展变化;从横的方面说，包括《辞海》编纂工作的各个侧面和环节———《辞海》的性质、编纂方针、体例、框架、立目、释文、交叉工作、插图、编排法、附属成分、编纂工作程序、数字化技术的逐步运用等。

 

第二，《辞海论》对《辞海》编纂经验教训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是相当深入的，有些地方可以说达到了“探幽洞微”的地步。突出的是“论释文”的那一章，写了十三万余字，其周全和细致不可多得。其中“论义项”的那一节，写了两万多字，从何谓义项、义项的建立、力争义项完备、防止义项冗余、多个义项的分立方式、多个义项的排列次序等六个方面详加论述，其深入的程度堪称“透彻”。这一章分两期在《中国编辑》发表，并配加编者按语:“《辞海》　的编纂经验十分丰富，值得编辑业界加以认真的研究，以推动辞书事业的发展。”

 

由于　《辞海》　编纂工作的各个环节简繁不一，两位老师对这些环节参与、了解和研究的程度不一，因而全书各章各节的深度有所不同，某些章节失之于浅，这虽不如人意，但也可以理解。

 

第三，徐、秦两位老师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评论　《辞海》的是非得失，既充分肯定其优点和成就，也坦诚地剖析其缺点和失误，包括他们自己参与的事例。也许有人认为，既然两位作者是《辞海》的资深编辑，此书无非为《辞海》评功摆好，唱赞歌而已。看后即可知其实不然。他们作为《辞海》的参与者、研究者、评论者撰写此书，该点赞之处自然点赞，但对缺点和失误也不回避、不掩饰，而是给予应有的批评，有些地方还写得相当尖锐。这两方面的内容所占的篇幅不相上下。可见其学术态度之严谨。

 

第四，两位老师主张独立思考，不少地方不为传统的或多数人的见解所囿，而是另外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进行必要的论辩，力图分清是非，求得真理。例如，历来把《辞海》的条目分为语文条目和百科条目两类，并以两类条目数量的比例显示《辞海》高层次的总体结构。(其他综合性词典和兼收一部分日常词汇的百科词语、百科义项的语文词典也有同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因为《辞海》中许多条目兼有语文义项和百科义项，既不能把它们归入语文条目，也不能把它们归入百科条目。如“太平”条，语文义有三，一为“时世安宁和平”，二为“平静无事;安定”，三为“连年丰收”;百科义亦有三，一为州、路、府名和旧县名，二为人名，三为年号。这类条目，为数甚多，应该把它们同语文条目和百科条目并列，称之为“综合性条目”。书中有一批这样的事例，虽未必是人人赞同，但也言之成理。

 

关于辞书编纂中的“交叉工作”，他们精辟地指出，不仅条目之间有交叉问题，要做交叉工作，而且一个条目中也可能有交叉问题，也要做交叉工作。这就有利于“因一个条目涉及不同知识领域或条目间内容有关联需要通盘考虑和协同处理而进行的工作”。另外，书中还建议将“义项”这个辞书学的术语定义为“字典、词典的一个条目中对字头或词目的含义所作注释的单位。”这是对《术语工作·辞书编纂基本术语》(GB/T15238-2000)“义项”的定义“按一个字头、词目的不同含义分列的注释项目”所作的重要修正。

 

没有理论指导的辞书不可能是高水平的辞书，《辞海》　的高质量正是辞书学理论指导下的丰硕成果。《辞海论》很好地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鲜明特点。巢峰老是“辞海学”的首倡者，他不仅亲自为《辞海论》作序，更认为，《辞海论》的问世，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必将对《辞海》编纂的改进、《辞海》　质量的提高和　《辞海》研究的深入发挥重要的作用，体现了相当深切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本书是对《辞海》编纂工作启动一百周年的纪念，对《辞海》创始人和先行者以及几代作者、编者、读者的缅怀，特别是对陆费逵先生“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辞书为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其职责在揭举固有词类之意义及用法，期供给用者以确切之解释，俾遇有疑难立得解决;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的反复强调，很有实际意义。

 

四

 

《辞海论》出版后，在出版界和辞书界引起很大反响。老署长刘杲认为:“《辞海论》不仅是‘辞海学，的开山之作，同时是辞书学的一部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马汝军认为这是“一本书的历史，一本书的理论”。去年10月26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求是》杂志编审李下撰写的三千字长篇书评　《为什么要重视〈辞海〉的研究》，予以推荐。

 

在《辞海论》　出版之前，2013年，为巢峰老责编的《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出版。

 

最初接触《辞书记失》书稿，是在2011年下半年。当时，巢老师拿给我一组文章，让我联系《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这些文章是他近年来读书和从事辞书编纂工作时随手所记录和思考的札记。最早刊登在2011年12月23日第1395期上，为一个整版，包括《怎样为“新黑格尔主义”释义?　》《什么是“国际主义”》《怎样释“个人主义”?　》《谁是最先使用“虚无主义”的人?　》《关于“三不主义”》五篇。2012年3月16日该报第1406期上又刊登了一个整版，包括《怎样为政治经济学定义?　》等五篇。之后，“辞书记失”作为《文汇读书周报》的一个固定专栏，至2013年6月7日不定期刊发了二十五次计三十多篇。2012年下半年，也曾有沪上另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与巢老师联系　《辞书记失》书稿的出版事宜，但巢老师还是决定将书稿留在辞书社出版，并嘱我担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巢老师点将让我责编他晚年的最为重要的著作，我诚惶诚恐。巢老师是当代成就卓著的出版家，他不仅是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指挥者、领导者，也是新时期中国辞书事业的推动者、引领者。在他主持中国辞书学会期间，创立了“中国辞书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参与制订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他高瞻远瞩，提出了开创辞书出版新局面的目标和措施;他目光敏锐，提出了净化辞书市场，提高辞书质量的若干建议和主张;他嫉恶如仇，旗帜鲜明，对中国辞书界出现的歪风邪气，和中国辞书学会的同仁一起组织指挥了三次集体性书评进行抨击。得知《辞书记失》出版，刘杲老特意作诗祝贺:“从容评点对千家，琢磨切磋辨瑜瑕。敢向权威求至理，浇开学苑自由花。”

 

巢老师有不怒自威的风范。他是一位思想者，是大家。在晚年却是大家写小品，我曾当面笑称“巢老师，这是您的读书笔记，与您写的大报告不一样啊!”他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对日积月累阅读的辞书中找到的一百四十三个错误和问题进行剖析，显现出“咬文嚼字”的真功夫。这些辞书不是在晚间街头地摊上看到的胡编乱造的“辞典”，都是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文章虽小，编辑的审稿过程却不可马虎，要去核对好些资料，更新一些数据。巢老师文章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论辩极富战斗力。社会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时期，我们非常需要对消极现象的严肃批评，强大的舆论力量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正如书评人张国功先生所说:“在普通读者如我等看来，正是这些思辨性札记中忧愤深广的思想批判，充分展示了巢峰那一代出版人的思想家气质。一册《辞书记失》，不仅是出版界、辞书界业务学习与思考的典范，也堪称现当代思想史研究的必读书。”

 

最近，《辞书记失》居然引发了一个笑话。一位“著作等身”的“超韦伯斯特”竟然在网络上说巢峰“八十五岁体衰眼花时居然能从八号字的两千两百万字《语言大典》找出一百四十三个错而著成　《辞书记失》来?”这个“奇人”书读得并不那么仔细，《辞书记失》　里说了什么内容，他一无所知，却自动对号入座。作为责任编辑，我最为清楚这本书写些什么，那是巢老师就一些辞书(也包括《辞海》在内)编纂中的失误所作的记录和梳理。对很多失误，巢老师很客气地不指名道姓，用“某词典”来替代，而对于他参与的《辞海》工作，则毫不客气地直接点名批评。《辞书记失》一书是徐庆凯老师写序，序言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辞书的编纂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以王同亿主编的　《语言大典》《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　为代表的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炮制精神垃圾的行为，影响极其恶劣。巢峰同志对此十分关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他带头进行有力的批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促进了辞书研究发展。书中所评论的失误和‘王同亿现象，的性质不同，这些失误本身的表现和根源也不一样，但都违背辞书编纂的规则，损害辞书的质量，有必要批评和研究。”《辞书记失》一书，除徐的序言提及了《语言大典》和王同亿之名外，“记失”中没有一个是针对王同亿其人其书。这位“超韦伯斯特”的那些荒谬东西并不是“失误”一词所能解套的，《语言大典》是没有资格上《辞书记失》的。把此等话语仅看作笑话，一笑了之，我想那就不难理解巢老师最近书写的“宁屈不弯扫邪气”的话语的涵义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为中国出版界、辞书界的元老人物“做嫁衣”，是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编辑之荣光，更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荣耀，《辞书记失》《辞海论》　体现了相当深切的学术研究成果。藉此，有助于广大《辞海》的作者和工具书使用者从中得益，也让读者在《辞海》编纂出版的广阔视野中看到、了解那本词典的种种面相，从而也能积极地为《辞海》的编纂添砖加瓦。“在《辞海》的旗帜下”，为一百年的《辞海》，为受人尊敬的资深出版家、辞书学家服务，在不断的请益中，我确实享受和收获了很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