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春风》

格非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梁 鸿

一直在想，格非什么时候写乡村？曾经看过他的一篇谈故乡和村庄的散文，当时就有种感觉，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写的。

读《望春风》，觉得像一群亡灵在说话，一如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时间倒流，已经死亡的儒里赵村重又复活——房屋重建，花又重开，植物重又生长，人又复活，人们又张口开始说话。各种声音如交响乐一般，在大地上此起彼伏。大地越是空茫，声音就越是清晰。

在这片废墟里，曾经有过很多鲜活的生命，如英雄一般活过。比如赵孟舒、赵锡光、唐文宽、王曼卿、“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匿名的英雄，在儒里赵，以自己的方式生长、死亡。赵孟舒受辱自杀；赵锡光以诗句怀念过去；唐文宽说着谁也不懂的英文；父亲自杀为保护同门；王曼卿造出一个植物丰盛的花园，她的身体也成为最好的隐喻。即使像老福奶奶，虽然目不识丁，却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迎接死亡。儒里赵，这个名字包含着它的过去，过去曾经有过的某种文化和生活。我喜欢这样一群人，他们来历不明，时代让他们无法自我言说，但儒里赵包容了他们，他们还各自保留着自我，哪怕是王曼卿那样一个女人，也还保留了一种德。这种“德”不是儒家的“德”，而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

再如高定邦、高定国、梅芳、春琴等等，他们构成儒里赵村最扎实的生活形态。彼此间既争吵阴谋，又同仇敌忾，就像不同自我之间的内在张力，虽然力量的方向不同，却是同一属性。在儒里赵，他们是主体存在的，有着对生活的强烈愿望和追求，有着自己的情感和选择。当儒里赵村被消失，大地成为废墟之后，这些生命只有变为亡灵，在荒草之中游荡。在城市里，他们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亡灵。

儒里赵村的下一代，“我”、同彬、礼平和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他们试图在城市里寻找自己新的根基和依赖，但是，那种曾经在赵孟舒、王曼卿和春琴们身上存在的“德”没有了。“我”们对儒里赵村是没有爱的，礼平野心勃勃，他要改造儒里赵村，把池塘、房屋、树木、花园全部毁掉，他意识不到儒里赵村的空间意义，也听不到亡灵的声音。他身上充满了恶的力量，这个恶和我们时代的某种力量和个性相一致。

村庄没有了，与历史的神秘联结没有了。像一棵树，被移了地方，再也找不到原来的空气和滋养，就只有委顿了。高定邦到城市里成为走街串巷给人做饭的人，谁会想到当年在儒里赵他也是决定一方的英雄？春琴们住在公寓房里，再也不能够和银娣她们结伴在通往各个方向的大地上行走，不能够侍弄庄稼，并传播着飞短流长的闲话。那片庄稼地不只种庄稼，还是她们的领地，她们在那里可以呼风唤雨，从容自在。来到城市，无一例外，他们面目模糊、神情呆滞，成为一个符号和没有任何价值的人。

不是村庄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当村庄没有后，这一批人，或者，几千年来游荡在村庄上空的那些幽灵，真的无家可归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是历史的最大终结。对于社会学家、政治家而言，它预示着新的时代和新的矛盾，预示着断裂和重建；但是，对于文学家而言，他必须为这些无家可归的幽灵立传，必须留下他们的声音、面貌和喜怒哀乐。

在小说的第一、二章中，作者是单线叙述的，通过“我”这样一个少年的眼睛看村庄整体的生活形象。但是到第三章“余闻”，小说突然转换了视角，在第一、二章中被“我”观照过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再次呈现。他们自我述说，把自己的内心重又袒露出来，就像河流突然开阔复杂，众声喧哗，每一条支流最终汇成了这条大的河流。因为有了第三章的汪洋恣意，《望春风》真正成为一部关于声音的小说，声音的姿态、语调、历程鲜明独特，儒里赵村的人最终终于成为自己，哪怕是以亡灵的方式。比如梅芳。在前两章中“我”是恨她的，她对待“我”和作为算命先生的父亲太粗暴，对政治又太盲目地相信，缺乏人性的柔软。但是在第三章，作家让她又重新活了过来，我们看到她内在的困顿，她对“爱”的追寻和失去，就好像一个亡灵在追忆自己逝去的人生。

《望春风》并不是一首关于乡村的挽歌，这样说太实在了，就好像格非是一个乡村中心主义者，是一个中国式田园诗的向往者。我不那样认为。作者并没有对乡村的伦理、邻里关系、文化传承、村庄形态进行终极化的书写，甚至，作者没有作出评价，他只是写出一种“衰颓”，它包含着非常实在的现实内容（社会进程、城市化、拆迁等等），他要对这些现实所构成的人生状况、生命形态进行准确细致的书写。但是，这些实在只是基本元素而已，一旦被归入小说的叙事和逻辑中，它们就拥有更广阔的存在。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更大的主题，它是一首关于永恒失去的诗。大地空茫，生命消逝，亡灵仍在喃喃细语，争吵、哭闹、欢笑，而“我”，赵伯渝，站在春风里，朝着东南西北望，希望能听到这些亡灵的声音，希望能够还原那热闹、鲜活的生活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