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茅盾故居

■阎愈新口述 阎 喜记录整理

2016年是茅盾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1979年，时任《鲁迅研究年刊》主编、西北大学教授阎愈新到北京采访茅盾。那次采访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茅盾唯一的一次答记者问，亦可看作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文学评论。不久前，阎愈新根据采访记录整理出这篇文章，本报在此独家刊登，以作为对茅盾先生的纪念。

                                               ——编 者

茅盾，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1981年3月27日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五岁。他是二十世纪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文学家，又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茅盾和鲁迅先生同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是鲁迅的知音。当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发表时，茅盾最早作出了高度评价。他以评论家的慧眼，认为只有四章的《阿Q正传》“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1927年，茅盾发表了全面系统的《鲁迅论》长文，是鲁迅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论著。茅盾的鲁迅论确立了茅盾作为批评家、作家的独立品格，成为鲁迅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1979年6月17日下午4时，我和一位研究生阎庆生（现陕西师大博导），如约来到茅盾先生寓所访问。

茅公寓所坐落在北京西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13号。门口两棵笔直挺立的白杨树最为突出醒目，且富有象征意义，使人们联想起茅公那篇著名的散文《白杨礼赞》。作者高声赞美白杨树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是树中的伟丈夫。这两棵白杨树已成为茅公寓所的重要标志。

寓所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这座旧式庭院，幽静安谧，朴实无华，茅公说：“这对患有哮喘病者比较相宜。”（《致碧野》）院落一进较宽大，有会客室、茅公儿孙的住所和工作人员用房。院里有两棵元宝枫树，一架葡萄，两块长方形花圃，茅公经常在这儿散步，同家人纳凉赏花。第二进小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一排四间平房，是茅公的书房、卧室、洗漱间，面朝西一小间，是大孙女沈迈衡为照料茅公的住房。书房外的两丛太平花和月季花盛开，满院幽香袭人。

茅公的助手、儿媳陈小曼女士领我们到茅公书房两张单人沙发椅坐定。书房窗明几净，与卧室相连。小曼女士给我们倒茶后，进卧室请茅公。

书房正面贴墙排满玻璃书橱。正中书橱里放着十部精装《茅盾文集》和茅公著作的各种版本的单行本，光是《子夜》就有五种不同的版本。下面一格是茅公著作的各种外文译本。茅公一生著作近一百种，约一千三百万字，翻译介绍外国作品约两百万字，都收藏在这里。别的书橱里放着他经常要看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

东边贴墙的书橱里放着《鲁迅全集》精装本一套，还有各种有关鲁迅著作评论的专著。正面书橱上挂着著名摄影家陈复礼为茅公拍的一帧坐着的彩色照片。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波兰油画，茅公说那是波兰朋友的赠品。画面充满活力，有声有情，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尽情歌舞。

茅公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拄着手杖慢步走出，我和研究生起立鞠躬迎候。茅公在古式大书桌旁的高背沙发上坐下，我们在正对着书橱前沙发椅上坐下。茅公中等身材，穿着浅蓝条布中式衣裤，北京圆口布鞋，鸭蛋型脸庞，头发稀疏，略显消瘦，目光炯炯有神，上嘴唇留着整齐雪白的短髭，面带慈祥笑容，和蔼亲切。我们首次与久已崇敬仰慕的大作家见面，格外欣喜。

我是以《鲁迅研究年刊》主编的身份访问茅公的。《鲁迅研究年刊》是在鲁迅先生的战友茅盾、周建人、曹靖华先生等的支持下创办的。此前我早已给茅公写信，向他报告国家教育部批准《鲁迅研究年刊》正式出版，向世界各国发行。

反对“神化鲁迅”

我请茅公指导我们如何学习鲁迅研究鲁迅。茅公谦虚地说：“我对鲁迅没有特别的研究，倒是看了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茅公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神化鲁迅”。他说：“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大概有的人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鲁迅有特点，所以提出了稀奇古怪的‘假说’。比如说证明鲁迅的旧体诗《湘灵歌》是为纪念杨开慧写的。据我所知，鲁迅并不知道杨开慧，我也没有给他谈过杨开慧。我是认识杨开慧的，1926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就住在毛主席家里。再如对鲁迅《自题小像》的解释，许寿裳的意见是权威性的。因为许寿裳和鲁迅是好朋友，他了解鲁迅的思想。”

茅公尖锐地批评：“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

他说：“外国研究鲁迅的人，以日本为较多。外国能直接阅读鲁迅著作的人，对鲁迅的若干杂文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其写此杂文时的时代和历史的背景。《鲁迅全集》注释好了，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要注释清楚鲁迅书信和日记中提到的人名，就很困难。比如鲁迅给我的信中提到的‘少奶奶’，指的是杨之华同志。杨之华当时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打扮得像个‘少奶奶’，我和鲁迅就用‘少奶奶’作为杨之华的代号，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在上海时收到鲁迅的信都烧了，我给鲁迅的信他也烧了，这是我们共同约好的，惟恐出了事情牵连别人。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谈到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他说：“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是由冯雪峰作主的。当时我不在上海。在上海参加治丧的其他人认为治丧委员会有毛主席的名字，国民党就可以公开镇压，丧事不能顺利进行，所以最后发表的名单没有毛主席的名字。冯雪峰有时感情用事。鲁迅是伟大的，这并不在于治丧委员会有没有毛主席的名字。”

曾彦修先生遗作《有关鲁迅争论我见》中说：“一个特别令人不解的，是鲁迅逝世后的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例如，日本友好人士书商内山完造列名第二，在宋庆龄之上，太荒唐了！”“最令人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是，中国作家的代表竟是唯一的胡风”等等。曾彦修先生可能没有看到《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号）刊出的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茅公谈到“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是由冯雪峰作主的。”“冯雪峰有时感情用事。”这或许能够帮助人们对治丧委员会名单的理解。《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7日转载茅公答记者问时，编辑认为“冯雪峰有时感情用事”含有贬意，把这句删掉了。我们多年来有一种很不好的做法，往往根据当时的形势删改名家的文稿，这就遮蔽了历史真相。

鲜为人知的故事

茅公1974年3月28日给西北大学单演义教授信中说：“来信所说大革命前年我在广州及新疆出来曾到延安等事，都不值提起。尤恐十口相传，不免错误，我心实不安也。”我们这次访问时，茅公详细谈到鲜为人知的经历。

他说：“1920年7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汉俊、李达介绍我成为共产主义小组一员。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我编入中央工作人员支部。为了便于掩护，我任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了党中央的联络站，我被任命为党中央直属联络员，主要任务是保持各地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凡外地给中央的信件报告，都寄我转中央。用‘锺英’作为党中央的化名。那时我收到的‘沈雁冰先生转锺英女士台展’，一般人以为这位锺英女士是沈雁冰的情人，我想就让他们想去吧。也有‘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台启’的，陈仲甫先生是谁人们并不注意。”

茅公说：“1925年12月，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员大会上，我和恽代英等五人被选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闭幕，毛主席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部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兼。会后我任宣传部秘书。毛主席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就住在毛主席家里。毛主席出外视察，由我代理宣传部部务。当年毛主席要秘密前往湘粤边界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常委‘因病请假两周’。因此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请假期间，宣传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那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

茅公谈到：“1940年5月5日我和德沚（茅公夫人孔德沚）还有张仲实，逃出新疆盛世才的魔爪，于5月20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意外地遇到周恩来同志和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我们说要到延安去，周恩来同志欢迎我们去延安。他说正好，朱总司令要回延安。我们就和朱总司令一起由西安出发，途经黄陵时，朱总司令还要我讲了黄帝的故事。5月26日到达延安。在欢迎我们的队伍中，有张闻天、陈云、张琴秋。我在延安期间，主要是在鲁艺讲课，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和写作。在延安多次和毛主席见面谈话，也谈鲁迅。我向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建党初期我就认识闻天，他和我弟弟沈泽民是同学好友，曾一起留学日本，都参加共产党投入革命。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闻天告诉我，中央认真研究了我的要求，认为我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我能理解。中央派我到战时陪都重庆去发挥更大的影响。我无条件接受了中央的安排，把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留在延安。我们夫妇两人和董必武同志一起到重庆。”

我问茅公：“新中国成立后，您再提过恢复党籍的事没有？”茅公说：“有几位朋友提过建议，我没有同意。我们那一辈人，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惜牺牲一切的，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不想再来分享共产党的荣誉。”茅公1981年3月27日逝世，茅公爱子韦韬当日向中共中央递交父亲要求身后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遗书。韦韬说：“爸爸不愿生前把给党中央的信送出去，仍然是为了坚持他的那个原则——不愿分享共产党的荣誉。”中共中央3月31日迅速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茅公谈到杨之华。他说：“杨之华在上海大学，我教过她，她是我的学生。她和丈夫感情不合，只身来到上海参加革命，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瞿秋白是上海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两人产生了感情，恋爱了。她向丈夫沈剑龙提出离婚。沈剑龙从家乡浙江萧山来上海和她面谈。在张太雷、施存统、沈泽民、张琴秋见证下，双方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在《民国日报》刊登三则启事：一、沈剑龙、杨之华离婚启事；二、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启事；三、瞿秋白、沈剑龙做朋友启事。杨之华和瞿秋白1925年11月举行结婚仪式，我和德沚参加了他们的婚礼。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当选中央委员，杨之华担任了中央妇女部委员。瞿秋白和杨之华介绍德沚加入中国共产党。杨之华为掩护革命工作，穿着旗袍高跟鞋，打扮得像少奶奶一样。我和鲁迅就叫她‘少奶奶’，这是其他人不知道的。”

茅公谈到蒋冰之。他说：“丁玲原来的名字叫做蒋冰之。蒋冰之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的时候是我的学生。她是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我给他们讲小说研究。丁玲是她以后发表小说时用的笔名。现在中央正在平反冤假错案，丁玲已经平反，从山西回到北京，前几天来看我。我告诉她，她已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茅公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茅公说：“胡风的案是翻不了的。他和国民党有关系，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过高级职员，那是有材料的。”说胡风案是翻不了的话，或许茅公在其他场合也讲过，胡风有所耳闻。胡风在《回忆录》一开头就说：“我是1929年9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秦德君……船到长崎暂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上船接她……好像是茅盾把她接上岸坐火车回京都去了。”

茅公对《鲁迅研究年刊》寄予殷切期望。他说：“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

访谈约一个半小时。我们拱手向茅公道别。茅公站在书房门口送我们。我说：“茅公反对‘神化鲁迅’的谈话我们要发表。”茅公一手托着门框，一手拄着手杖，情绪激动，语调急促，大声说：“你们发表去，我不怕！”茅公一向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但是这次批评有人“神化鲁迅”时被激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