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6日，本文作者（右一）与达里奥·福夫妇在罗马相聚。

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

■杜 高

10月13日这一天，当瑞典宣布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歌手和歌词作者鲍勃·迪伦的同时，米兰传来了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不幸逝世的消息。我感到震惊和悲痛，呆坐着，眼前不停地闪现我和他相聚时的一个个场景。

回想起三十四年前在罗马的那次愉快亲切的聚谈，倾听他坦诚地讲述政治观点、社会理想、艺术追求和现实处境，至今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确信只有彼此信任的人才有这样推心置腹的交谈。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是一个在复杂环境里拼搏的艺术家，他给我最直接、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对艺术理想的自信和勇往直前的坚定，不管遭遇了多大的困扰，都不能磨灭他的奋斗精神。他那热情的性格，坦荡的风度，锋利的言辞，多姿多彩的神态，感染着我；他那高大的身躯，健壮的体魄，有力的握手和朗声的大笑，鼓舞着我。记得就在我倾听他的谈话时，一道闪光使我猛地掉头，一位意大利朋友就把这个瞬间拍了下来。于是一张我和他见面的照片登上了意大利《人与书》杂志。如今他离世了，这张照片也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纪念。

1982年10月，罗马像北京一样秋高气爽。由华君武、阮章竞、李凌、江晓天和我组成的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意大利。10月6日的下午，意大利朋友在罗马举行了一场洋溢着艺术气氛的联谊会，许多意大利文艺界的朋友热情地赶来和中国朋友相聚。我就是在这个场合认识了剧作家达里奥·福和他的夫人福兰卡·拉梅，一位很出色的喜剧演员。夫妇俩从米兰专程赶来参加这个聚会，可见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达里奥·福那年才五十多岁，正是创造力旺盛、锋芒毕露的年纪，所以主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一位最负盛名的当代剧作家”。刚一见面，他的风采就吸引了我，交谈中没有任何客套。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他的剧团和他的创作，忙坏了站在我们中间的那位年轻翻译，因为许多戏剧的专业词汇，一时难以译成中文。他讲述着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创作中坚持意大利民族戏剧的讽刺传统，以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揭露当代社会的丑恶，无情地嘲笑权贵。他对我说，只要现实社会中还有这么多不公正的现象，一个戏剧家就决不能放弃他的职责。所以他的剧作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运用讽刺剧、黑色喜剧、荒诞剧、滑稽短剧等各种戏剧样式敏锐地反映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最关切的问题，比如官员受贿、黑社会同政权的勾结、老板对工人的盘剥、物价上涨、妇女受到虐待等等都是他的戏剧题材。正因为这样，他不断地受到打击，1954年，他的讽刺剧《一针见血》被警察局下令禁止上演。但他不妥协、不退让、不放弃，他的剧团继续上演了《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一批后来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独特的喜剧风格。他也借用古代意大利假面喜剧的即兴手法，让演员即兴表演，他认为敏锐地对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作出反应，立即搬上舞台，唤起观众共鸣，在演出中去完善一个还不成熟的戏，比长期等待要好。这就是他不掩饰的政治观点。达里奥·福最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的奋斗精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人民的游吟诗人”，不知疲倦地带着剧团到各地巡演，倾听民众的呼声，和观众血肉相连。他的作品终于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在意大利和欧洲一些城市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对他的信念和追求表示理解和敬意。我渴望看到他的戏。遗憾的是，当时他的剧团在米兰，我们不能去。但我已经被他的思想征服了。

那天还有一个话题，他谈得特别热烈，是他对中国的兴趣。他坦率地对我说：他最不了解中国，但又最想了解中国。中国戏剧在他的眼里是一座诱人的宝库，又像一个迷宫。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诱惑他向中国戏剧进行探访，年轻时他就梦想有一天踏上中国的大地。他关注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完全闹不懂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但他又为这场“革命”而激动。青年时代的达里奥思想激进，因此在1970年他居然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上海，原想感受一点“革命”的气氛，却一无所获。他听说中国的戏剧家都关在牛棚里写检查，或在农村劳动，他一个也见不到。他在上海看了两场“样板戏”后失望地回国了。他关切地问我：“在那个特殊年代，你在哪里呢？”我如实地回答他：“我在劳改。”不知他是否听懂。

我握着他的手，诚挚地欢迎他再来中国。他爽朗地伸开双臂，像要拥抱我：“最好是我带着剧团去，在中国的舞台上表演！”这时他的夫人在一旁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拍起手来。我再一次被感动了。

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相聚，短促的交谈，却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他去世后的这几天，我寻出了当年的笔记本，忽然看到他在那天的聚会上还发表了一场充满讽刺家个性特色的简短演说，我记下了其中一小段话：“我们的确不了解中国艺术，可以说一无所知。这是因为意大利没有搞殖民主义的传统。另外几个欧洲强国确实比我们对中国了解得多一些，他们的博物馆里也收藏了不少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但那是殖民主义者去偷来的，我们不羡慕窃贼，我们希望的是友谊、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他的这番话激起了笑声，也博得了掌声。这表现了达里奥·福的勇气和良知。

1997年达里奥·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这样评价他：“他继承了中世纪喜剧演员的精神，贬斥权威，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我为他的获奖感到格外高兴。

他没有再来中国，但他的剧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由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导演搬上了舞台，获得了中国新一代观众的共鸣和赏识。

达里奥·福是怎样的一位艺术家呢？他逝世后，意大利总理泰奥伦齐称颂他是“意大利的一位伟大的戏剧、文化和民众生活领域的英雄”。

他的确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全身心为大众呼喊，为社会公正奋斗不息的英雄。

我仿佛又看见了他那高大的身影，他笑着，带着他的剧团向中国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