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进超

当下书市繁盛，新著笋出，实是文化之幸。然各书质量参差，鱼龙混杂，读者亦不可不察。故而得遇好书，自当斋心诚意，细品精读，才能不负作者之良苦用心。近来得刘强先生新书《论语新识》(下文简称《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欣然读之，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该书是刘强近十年从事《论语》教学与研究的结晶，教学相长，故能博采众长;研究渐渊，故能温故知新。其尊尚经典，体贴夫子处，已然令人赞叹;而其新见频出，不囿陈说处，尤为令人钦服。

刘强曾长期致力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的研究。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旨归的“魏晋风度”，更有“亲老庄而疏孔孟”之倾向。故而有人会惊讶于刘强思想转变之骤，从风度至道义，由率性而礼乐，这种逆转确实令不少人颇为困惑。然，正如书中《自序》所说:“于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拐弯儿’，而是一次命中注定且又自然而然的‘回正’……因为说到底，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读此自陈，又颇可释疑解惑，令人一笑会心。

其实，从学理上讲，“魏晋风度”与儒家思想本非截然对立，而是颇有因袭。曹马之际，礼乐崩坏，司马氏虽篡上作乱、僭越无道，然一旦执掌天下，则又以儒教为标榜，此种无耻之径，深为当时贤士所痛绝，但身处动辄得咎的时代，只能选择缄默或逃避。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道:“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此言不谬，虽然嵇康等人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但若细究，盖因纲常名教已被统治者所操纵，而他们心中真正尊崇的“周孔”之道，却是求之末由，故尔只能任情山水，进而由儒入玄。刘强的思想则是先焦聚于魏晋，品藻百年风流;而后再转入儒家，尊尚千载道义。

其超玄即道，脉络可寻，这种由“名士风度”向“圣贤气象”的学术转向，正如东晋顾恺之倒食甘蔗，所谓“渐入佳境”耳。

《新识》一书，在体例上颇有讲究，每章原文之下，皆附以“新注”、“新译”、“新识”三部分，其“新注”可称精详，对重要人物、字词、故实皆有注解，且于关键处作谨慎处理，分列前说而又有所判取。“新译”则力求简明易懂，意在使读者于大体处通晓圣人之义。而“新识”则用力最深，是作者治学参儒之收获，其广征儒典，博引众说，不仅可使初学者略晓儒学义理，且其于幽微难解处多有新见，使人读之常能豁然开朗。特别是，“新识”中多有将夫子之道“体贴”己心之处，盖因作者深谙夫子“学而为己”之道，所以其学《论语》、讲《论语》、注《论语》皆可视作“修己”。正因作者得此法门，故尔《新识》颇有内修自证之意，从而避免了繁复而功利的道德训诫，这也是该书最堪赞赏之处。可以说，正是作者“化内求新”之志，才使得《新识》一书在近代纷出的同类著作中，显得独具特色而引人入胜。

《新识》之“新”，在于作者广揽众说却能有所生发，采摭群言而又有所辨察。古今儒者皆治《论语》，先人时贤之著何止五车?　但其中颇有胡言妄论者，其蛊乱人心处，所在多有。因此今人欲学《论语》、追圣道，不可不慎甄明辨。《新识》之“新”，又在于其摒绝“六经注我”之病，能以意逆志，溯察夫子之本心。夫子超凡入圣，道大德全，千载之下，望之俨然，因此作者于下笔处常心怀敬畏，不敢稍有唐突，是故该书颇能廓清圣学本质，使义理得以明，道统得以正。作者虽为“70后学人”，然其追贤慕道之心，仁以为己任之愿，却弥漫于字里行间，静夜读之，令人动容。

近些年国学大热，关于《论语》的各种撰述，坊间较有影响者莫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及钱穆《论语新解》。而《新识》的撰写，显然以前贤著作为标杆。作者在《跋尾》中说:“故此书之撰，亦颇有附杨、钱二先生骥尾，折衷弥缝、查漏补缺之意也。”作为读者，我以为作者完成了这一自期的工作，且让我们静静等待着“有竹居古典今读”的“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