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文章放在期刊最末尾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靳以。

自1934年他与郑振铎先生一起主编第一份大型文学期刊《文学季刊》，到解放后主编新中国第一份大型文学期刊《收获》，期间十几份文学期刊和文艺副刊通过他的手与读者见面，在新文学的历程中留下辉煌的脚印。而他，从编辑第一份刊物起始，就为自己订立了“把自己的文章放到最末尾”的规定，那时他二十五岁。一直以来，这个规定在他心底生根，直到1957年他创办《收获》时，给编辑部树立的条款中仍有这样的字句：“少登或不登编委的稿子，必须登的，放在同类作品的末篇。”

今天，从书架中取下2004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老上海期刊经典”《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三本沉甸甸的书，翻看其中内容，在最后“附录”一栏中，有每种期刊的总目录。我仔细地寻找父亲的文章，真如所言，在每一种“同类作品”的末尾，我才找到“靳以”或“方序”（父亲的另一笔名）的作品。

依照这样的思路，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当读到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时，散文栏中的末篇《冬晚》蓦地跳进我的眼帘。熟悉的题目，仿佛读过，仿佛是父亲的作品，但篇后的署名却是十分陌生的“陈欣”。我找出父亲的著作目录，正有一篇散文《冬晚》，收在1937年1月开明书店初版的《猫与短简》之中，为“开明文学新刊”丛书的一种。我读了一遍，立即发微信给我的一位正在研究父亲的小友，请她为我找寻1936年《文季月刊》上这篇署名“陈欣”的《冬晚》，没想到不过五分钟，她已经把原刊上的文章用PDF格式发过来了。我一读开头，立即明白这就是父亲的作品。原来，在父亲二十来岁时，还用过“陈欣”这个笔名。这个发现让我心中充满喜悦。

一时浮想联翩。不由想起父亲的把兄弟曹禺写的《雷雨》在父亲去世后引起的种种不快和误解。想一想，如父亲为人，他对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刊物上刊登尚且要“排在末尾”，怎会坚持让被别的编委退回的“把兄弟”的处女作刊载？然而他没有退稿，仍把稿子放在抽屉里等待机会。最后，这个机会也是通过他的手得以实现的。

这就是父亲的为人：憨厚、谦虚、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