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张学良与鲁迅，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文人，两人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交集，但事实并非如此。笔者阅民国期刊时，偶然在1947年11月16日《大报》上看到署名“何必”的《张学良谈鲁迅》。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张学良蛰居台湾之后，一共有两个政府大员去望探过他，第一个是张学良口中的“柳老”莫德惠，第二个是张治中。

张治中之访张学良，对张学良出山这一个谜，似乎透显了一丝希望，外界甚而至于传说张学良的出山，将取张治中的地位而代之。这就是说，张学良可能担任西北方面的军事责任。

不过看张学良在台湾近日的动向，不管他是否会在西北担任职务，而他的出山，似也言之过早。因为近日来张学良的生活，依旧和莫柳老访问的时候一模一样。

张学良现在居然大读其鲁迅全集，红封面的二十巨册的书，厚厚堆满了他的书桌，他和张治中谈到鲁迅，说道：“鲁迅的文笔的确辛辣之至，我也被他骂得好苦。”因为鲁迅的杂文中，确曾大骂过他。张治中听了，只好对他笑笑而已。

张学良对于鲁迅的旧诗也颇佩服，他认为自己的诗只不过发点牢骚，论含蓄泼辣，则不及鲁迅万一也。

《大报》为宁波的地方性综合报纸，具有一定的国民党背景。“何必”不知何许人也，或为《大报》记者。从这篇文章可看出，张学良对鲁迅很推崇，不仅认真阅读《鲁迅全集》，而且认为鲁迅的文字“辛辣之至”。他对鲁迅的旧诗也很佩服，认为既“含蓄”又“泼辣”。张学良还是有眼光的，鲁迅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后又师从章太炎，其古文和旧体诗词功底非常深厚。至于文中提到张学良说自己的诗“只不过发点牢骚”“不及鲁迅万一”，似乎并非自谦。笔者将张学良临别时赠给张治中的诗抄在这里，读者自可分辨：“总府远来意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愁知己，惟有情茗对此心。”

▲鲁迅

事实上，张学良在此之前已关注鲁迅。1941年10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荡你的神精；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说——确是得说他是永生。

一位经历过“改旗易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将军，竟然在鲁迅的文字面前感觉“有点发抖了”，鲁迅作品给张学良带来的刺激不可谓不大！

1942年5月23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其中有一段：

鲁迅他不怕一切，大声疾呼，敢说敢写，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出水火，登衽席”。这正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处所。

同年8月27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又写道：

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她不是“雅[鸦]片”，可以麻醉你一时，她是“维他命”，人生永远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贵的补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东西。不过由他提炼发现了，好像大夫们由米糠里提炼“维他命”一样。

当时的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在贵州，且不允许任何人探望。鲁迅的作品就成了张学良孤寂生活中的“维他命”，是“人生永远的必需品”。我们从张学良对鲁迅作品的上述评价中，也更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发动西安事变。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在1993年将他的私人藏书赠送给台湾东海大学，相关研究者在张学良捐赠的《鲁迅全集》首册书名页上发现一篇六百多字的“鲁迅先生研究纲要”，开首就说：“纪念鲁迅，要用业迹；纪念鲁迅，要懂得他，研究他，发展他。”“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鲁迅。学习、研究、发扬他的学术作品和为人而战斗的精神，这也是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接着从思想、行状、创作、翻译、学术和鲁迅作品在外国六个方面对鲁迅的研究路径进行描述，这六个方面成了以后日渐形成体系的鲁迅研究的主要方面。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鲁迅的杂文，要关注它怎样“形象化”鲁迅所斩击的敌人。

张学良对鲁迅杂文价值和特点的理解，远非一般读者所能企及。此时的张学良似乎成了鲁迅的“知音”。一代少帅与一代文豪竟有如此缘分，让笔者不禁感慨历史的“有味”。（作者：曾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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