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陈建军先生在《关于徐志摩的一则日记》（见《现代文坛掸尘录》）中披露徐志摩致上海小报《罗宾汉》主撰的一封集外佚信。该信题为《徐志摩》，载1929年9月29日《罗宾汉》，2018年被辑入陈建军与徐志东合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远山：徐志摩佚作集》。全函如下：

《罗宾汉》主撰诸先生：

今天的贵报载有《陕灾义赈会之票串》一则，内有愚夫妇合演《玉堂春》剧目，这或许是传闻之误。但如果“洛侨”先生的消息是得之于陕灾义赈会或该会之宣传人员，则我们不得不借重贵报的地位，郑重申明这是完全无稽之谈。前年我们曾经为了却不过朋友的央求，胡乱串演过几次戏，但已往的经验却并不是过于愉快，我自己于演戏本是完全外行，又无兴趣，内人虽则比较的有兴致，但她年来的身体简直是疲弱到一些小事都不能劳动，不说演剧一类事。所以我们对于演剧一事是决不敢再轻于尝试的。这次陕灾义赈会的消息，说来更觉可笑，事前一无接洽，也不知是那位好事先生随意把我们的名字给放了上去，连累不少的亲友都特来问及，这也算是小小的一种恶作剧了。现在更离奇了，竟然连剧目都给排了出来，真是叫人好气又好笑的，为了及早解除外界的误会以及招摇人等的“胡来”，我们特写这信给贵报，敬请立即刊入下期，不胜感念之至。敬颂撰安。

编者在所加的题注中有“此信作于1929年9月下旬”的说明。经查，署名洛侨的《陕灾义赈会之票串》刊于1929年9月26日《罗宾汉》第二版。文中确有徐志摩将与陆小曼在陕西赈灾游艺会中等合演《玉堂春》的“预告”。因此可确定徐志摩的信函写于9月26日。

《关于徐志摩的一则日记》在梳理了徐志摩三次客串《玉堂春》的史实后，认为徐信中所谓不再登台表演的两个原因——“我自己于演戏本是完全外行，又无兴趣”和陆小曼“虽则比较的有兴致”但身体疲弱，都只是表面说辞，而“已往的经验却并不是过于愉快”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此处不赘述。不过，陕灾义赈会方面与徐志摩夫妇是否“事前一无接洽”，或许也不尽然。

1929年1月，旅沪陕西籍人士鉴于“陕西自辛亥以还，兵匪扰攘，民不堪命，自春迄今，雨泽毫无，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在上海组织成立陕西赈灾会，“力图募捐救济，涓滴实济灾民”（《陕西赈灾会成立讯》，1929年1月5日《申报》）。同年10月2日、3日，旅沪陕西赈灾会假座中央大戏院举行游艺会。同在3日发行的《上海画报》第五一三期为“陕赈游艺特刊”，由黄梅生主编。梅生（即黄梅生）的《谈陕灾游艺会》提到：“惜陆小曼女士以病未先加入，令人不能一饱耳福为憾耳。”俞俞的《陕赈游艺特刊赘言》中则有“徐志摩陆小曼梁孟翁瑞午黄梅生二先生原拟合演全本玉堂春，小曼夫人忽染小恙，太夫人不欲其力疾登台，大好佳剧，遂尔作罢”和“丹翁旋苏未还，亦尚不知鼎鼎大名之小曼夫人志摩瑞午先生名剧之改演也”的内容。由此看来，《罗宾汉》上的消息虽然不实，却非空穴来风。即使陕灾义赈会主办方未曾邀请徐志摩客串，一些喜欢热闹的朋友很可能曾有约志摩、小曼再次登台的提议，只是未获他们同意。

小报刊载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本属平常之事。徐志摩致函《罗宾汉》主笔澄清事实，一方面说明上海小报在当时市民中的影响不可小觑，另一方面也表明“《福尔摩斯》事件”后，徐志摩不想陆小曼再惹是非，而是能够“从此振拔”。

二

金黎明、虞坤林整理的《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辑有徐志摩致李平的一通书信，题注“此信摘自原件”，归入“作年无考”类。全函照录如次：

孤帆我兄：

中社成立，适弟在宁，不获雅与其盛，怅怅何似！社址不知何日落成，亟盼之矣。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兄何时有暇，拟趋候一谈。志摩敬候

星四

李孤帆，名平，以字行世。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据有关文献，1922年李孤帆曾与朋友发起成立香港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有限公司，1923年在汉口从事地产办理事务，参与创办《银行杂志》《市声周报》。李氏后曾任招商局监督处秘书，著有《招商局三大案》（1933）。抗战时期出版《后方巡礼》《西行杂记》两本散文集。后居台湾，晚年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诸多遗文。李孤帆交际广泛，与胡适、徐志摩、郁达夫、吴稚晖、马寅初、经亨颐等社会文化名流皆有往来。

徐志摩此信写作时间可依内容加以推定。信中所提“中社”，系当时上海有名的民间团体，1930年下半年由李孤帆与盛丕华等工商、知识界有志之士筹建。该年12月30日《申报》刊载《中社内容之一斑》，对中社社址（威海卫路150号）、宗旨等作了介绍。31日《申报》刊出《中社开幕通告》。而在次年1月12日《申报》刊载的《中社元旦开幕补记》，表明蔡元培、褚民谊、杨杏佛、吴稚晖等名人曾出席并发表演说，并提到李孤帆是“对中社奔走最力”的一位。

徐志摩是中社网罗的社员之一，并被推为该社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显然李孤帆事先曾邀徐志摩出席中社开幕典礼，但诗人当日恰在南京，无法到场，于是复函解释。徐信中有“社址不知何日落成”的表述，可知当时中社尚在筹备中。1930年11月28日，胡适离沪迁京，拟重回北大任教。此即信中所提“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或指胡适将于1931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中基会第五次常会。由此，徐志摩致李平的这封信并非“作年无考”，而是约写于1930年12月的某个星期四，具体日期待考。

值得一提的是，因徐志摩为中社成员的缘故，其新月社同仁常将中社作为集会场所。如胡适1931年1月12日日记有“‘新月’董事在中社集会，光旦等来了，我也列席。这回决定请陆品琴为经理，克木为营业主任，隆基为编辑主任。李孤帆邀在中社吃饭”的记载。徐志摩在同年8月19日致胡适信中写道：“再有一件要事：昨夜在中社为《新月》扩充股份，开会成绩极佳。现决定另招三万，股不足以透支足之，分十五组径招，每组任二千。李孤航颇热心，自任一份外，另任招二组数目。”此处“李孤航”应为“李孤帆”，不知是原信笔误，还是整理者误识。是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遭难，在沪故交组织治丧处，办事机关正是设在威海卫路150号中社的社址。

作者：金传胜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薛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