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苏州——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风情》柯继承著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明代苏州人冯梦龙所编的情歌集《挂枝儿》中多处说到风筝，而且多与“断线”相联系。如《比方》：“比你做水花儿聚了还散，比你做蜘蛛网到处去衔，比你做锦揽儿与你暂时牵绊。比你做风筝儿线断了，比你做扁担儿担不起你不要担。就比你做正月半的花灯也，你也亮不上三五晚。”情歌中有风筝即有“断线”，固然反映了恋爱中人疑神疑鬼、患得患失的心理，却也让我有了先入之见——在看到同是苏州人的顾禄撰《清嘉录》卷三《放断鹞》时，疑其关于“放断鹞”的解释可能有误。《清嘉录》是这样说的：“纸鸢，俗呼鹞子。春晴竞放，川原远近，摇曳百丝……清明后，东风谢令乃止，谓之放断鹞。”顾并引张元长（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记载说：春日放之，以春之风自下而上，纸鸢因之而起，故有“清明放断鹞”之谚。顾禄指“放断鹞”的意思，是清明过后，放风筝（鹞）活动即行停止，“断”者，止也。因为有情歌“断线风筝”的印象在，我初以为以“止”训“断”，可能是文人的陈陈相因、望文生义，何况“三月放个断线鹞”的民谚，并没有涉及“止”，因此“放断鹞”就是“放个断线风筝”。

直至看到柯继承先生新著《大明苏州——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风情》，才发现古人诚不我欺，“放断鹞”之“断”，确实是指“以清明日止”。仇绘《清明上河图》中，有孩童放风筝的场景，《大明苏州》就此展开叙述。柯著引了《清嘉录》的描述并作解释：“‘放断鹞’是说开春后到清明这段日子是放鹞子的时光，以后，苏州一带常常春雨绵绵，农活也多了，放鹞子的活动也就渐渐停止了。”这还不足以解答我的疑惑。柯著又说，清明后，麦苗开始分蘖，长茎，禁不起重压，不能再被踩踏，所以清明后不准许再放风筝。同时，春耕春种即将开始，人们将致力于农事，即使小孩也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个时候再去放风筝，是要遭人诟病的。于是苏州有了这样一句谚语：“清明断鹞，乌龟放鹞。”乌龟，在吴语中是讥讽没有出息的人，也只有没有出息的人，在清明后还会去放鹞子。

后面又有“鹞”与“妖”音近，“断鹞”即“断妖（妖去病除）”云云。其实看到“清明断鹞，乌龟放鹞”这八个字，我已经完全接受“断”即“止”的说法了。这是民谚的独特功用，也是《大明苏州》条分缕析、翔实叙事的水磨功夫所致。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奠定了以长卷细描摹写都市风情的绘画范式，明清两代直接以《清明上河图》为名或借鉴这一范式的作品不少，仇绘《清明上河图》是其中的代表。而依柯著所说，仇绘数种中又以辛丑本最得专家认可，以为其真正代表了仇英的绘画水准，其他则是典型的“苏州片”作品。柯著以辛丑本为样本，以切片的形式，借助丰富的历史文献，对全图作了细致入微而又切中肯綮的解读，前说“放断鹞”就是典型一例。具体而言，作为一部试图“探寻《清明上河图》的秘密”，进而再现 “明代苏州的盛世华影”“繁荣纷杂的王朝历史”的著述，《大明苏州》有着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体例高明。著者不是在美术史框架下对《清明上河图》展开讨论，而是紧扣社会风情，在民俗史、文化史的演进格局中，以场景再现的形式，还原明代苏州的生活细节。全书从长卷起首即灵岩山、天平山写起，将全图分为54个主题，164个细节图，包括农事、商业、教育、艺术、娱乐等板块，基本上涵盖了“苏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切片式做法的最大好处，是姿态低、切入点小，可以写得生动仔细而且深入透彻。如中国旧时婚礼有用雁的传统，因雁不易得，后改为用鹅替代。仇绘《清明上河图》有短衣者抱鹅行走的画面，因长卷右首有迎亲队伍，有研究者以为“抱鹅”是“奠雁”“执雁”的替代。柯著以为此种猜测比较牵强——如果是执雁之礼，应当规矩地待在迎亲队伍里，哪有手抱一鹅（而非一对）远远地走在迎亲队伍前面 （中间相隔了春戏台、观音庙、大片农田、高官下船登岸等场景）的道理？而且，“执礼”又岂能是随便的短衣打扮？接下来，作者由杨循吉《苏州府纂修识略》等记载，讲述了明代阊门闹市区一个抱鹅行卖引发命案的故事，进而得出此处“抱鹅”与婚礼无关，而是为了“行卖”的结论。这就是着重某一点而往深处探究的妙处，而众多节点联缀起来，自然而然地组成了一个特定时期（明代）特定场域（苏州）的宏观生活场景。

二是文献丰富。传统绘画有两个特点，一是图侧重写真、实用，二是画注重艺术表达。仇英是名画家，明确标示为“图”的《清明上河图》，可谓兼具写真与艺术表达的双重性。《大明苏州》的写作初衷是回到历史现场，因而主要着力点不是艺术剖析，而是实景再现。作者借助大量的历史文献，通过不同文献的相互验证，一步步达成了这一目标。如长卷内城段水城门内，有“四匹骏马徜徉于春水古柳下”。苏州城内可以放马吗？作者借助城市变迁文献，查得明代苏州城内确有空地，且足以放养马匹。又通过检索《明史·兵志》等得知，朱元璋称帝后，规定不仅官家军方养马，民间也要养“官马”。既然如此，苏州内城出现马匹，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正史，《大明苏州》还广泛地从《坚瓠集》《三才图会》《清嘉录》《利玛窦中国札记》等相同相近时期的小说、戏剧、笔记、类书、绘画等文献中，搜求材料，以与长卷画面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三是融通博洽。《大明苏州》注重文献考索，但又不拘泥于文献，而是同样看重常识与体验，着眼过去与当下的联系，这也使得全书具有了融通博洽的特色。历史本来就是流动的风景。如叙述鱼鹰（鸬鹚）一节，作者一直说到了21世纪初的苏州，云其时在城南运河宝带桥、澹台河附近，还能见到鱼鹰捕鱼的情景，“目前在苏州，只有吴江区或吴中区的河湖中还能见到了”。这种入而能出、衔接古今的写法，使得全书文字摇曳多姿，格外好看。本文前说“清明断鹞，乌龟放鹞”的民谚，亦是“好看”的注脚。

《大明苏州》的特色不只以上三点，全书鲜明的为吴文化寻根续脉的使命意识，不满足于人云亦云、着意正本溯源的问题导向，以及质朴雅致的语言风格，都无不让人印象深刻。使命意识尤可一说。与《清明上河图》性质相近、托名仇英的还有一幅长卷，曰《南图繁会图》，描绘的是明代南都金陵城的风物人情。可惜迄今为止，关于 《繁会图》只有区区几篇论文。其实，借助常用书如《万历野获编》《客座赘语》《金陵琐事》，以及各种志书的记载，专家尤其是南京本土文史学者已经可以对其展开详细的研究。为何乏人问津？原因不外三种，一是不知做此事的价值，二是不具备做此事的能力，三是对地方或曰传统文化的日益荒漠化缺少切肤之痛。归根结底，还是缺少使命意识。

从专业角度说，《大明苏州》当然有可以进一步提升完善之处。如全书应该附有相对完整的参考文献目录，对几种托名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应该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与对比，书末应该有一个总论式的收结。但是相对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些不足，私以为可忽略不计。

作者：周玉波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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