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朱白兰

一位在昔日中国曾经留下如花岁月的女郎，究竟有着怎样的容颜；我们今天追忆学术史上曾经淡去的师长，又有着怎样的期待与想象？作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与学科史上的有缘人，朱白兰（又作朱伯兰，或直译为克拉拉·布鲁姆，Klara Blum, 拼音为Dshu Bailan，1904-1971）不应淡出后人的视野。当初在南京大学查阅档案时，就留意过这位在1950年代任职于南京大学德文专业的前辈师长。可惜因其资料稀少，而且似乎对她的记录也语焉不详，也就未能深入追问。对于那场因为外力掀起的学科史整合过程，作为当事者的张威廉这样回忆道：“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师资有陈铨、廖尚果、凌翼之、贺良诸教授，焦华甫讲师，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鲁姆，真可说是人材济济，盛极一时。但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图书数千册，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如1823年出版的《席勒全集》。”这位布鲁姆即朱白兰。那么，朱白兰缘何而来呢？其来龙去脉究竟又如何呢？

朱氏的花信年华是在欧洲度过的，她1904年出生于奥地利与罗马尼亚两国边境的小城切诺维兹（Czernowitz），日后因纳粹上台而不得不流亡海外。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她结识了一位中国男子朱穰丞。相聚三月的激烈爱情，点燃了漫长人生的追逐和等待；谁知之后心上人不告而别。要换了常人，这也就是一段没有结局的浪漫爱情故事而已。可朱白兰却寻梦心切，二战结束之后她居然千里迢迢地来到了遥远陌生的中国，希望找到自己的爱人。

令人惊奇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居然找到了那个男子的家庭。她向其原配夫人自称自己为二房。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的，在那个时代，中国男子，尤其是留德学生娶德妇为妻者并不是个例。1948年她曾短期在同济大学任德文教授，1949年她前往北平寻找朱穰丞，此时她已是人过中年，45岁的年华，虽然仍未步入老境，但确实早已不复当初的花信年华。没有达到什么效果的她于1949年8月重返上海，幸则她还有自己的所长可以依赖谋生，她被聘为上海外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图书馆馆员，解决了生计。1952年她被聘任为复旦大学德语文学教授，同年9月转到南京大学任德文专业教授。1957年调到中山大学外文系，当时这里新开办德语专业。这一待，就是一生的岁月。

相比较韩素音、赛珍珠这样的西方女性名流，朱白兰无疑是一个平常人。但作为一名外国女性，她的一生岁月，对于中国德文学科史来说却并不平凡，如同对北大德文学科贡献甚大的赵林克悌一样，她是学科史上应该记住的师长。对于现代中国的漫长历程来说，她的一生显得短暂而渺小，但是，她确实为了这个学科贡献了她毕生的智慧和心血。

三个月的浪漫爱情换回了33年的漫长期待，这样的付出究竟是否值得？当岁月如梭，我们重新翻检这历史的沧桑时，竟然只能是一声长叹！

我想在南大一校的学术史上，仅德文学科而言，陈铨的失语与朱白兰的寂寞都是可圈可点的，他们都是一种时代赋予学科史的标本，虽然意义各有不同。而有趣的是，陈铨和朱白兰在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却曾是针锋相对的同事。当时陈铨任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朱白兰拒绝加入这个教研室，不参加教研室的会议，继续上她的课。朱白兰和陈铨之战延续了十个月。她认为，陈铨“使用资产阶级的教材，向大学生宣扬不道德的生活方式”。1955年夏，陈铨受到尖锐批判，但安排他担任室主任的校、系领导没有做自我批评，朱白兰感到失望。这个事实为我们理解学科史上的丰富复杂性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材料，这种在当时语境下发生在陈铨、朱白兰身上之争，确实是饶有意味和发人深省的。中国人和犹太人，男性和女性，主任与教授，互相之间竟有如此的不可解开的“结”。究竟是为什么？

▲维也纳以克拉拉·勃鲁姆命名的街道，摄于2014年

朱白兰曾玉成过德国著名女作家西格斯（Seghers Anna， 1900-1983）的名作《死者青春长在》（Die Toten bleiben jung）的汉译本的成型。即首先由她将卷首的俄译本序言译成德文，再由商承祖（即商章孙）由德文译成中文。这也算是南大德语专业同事之间的合作吧。虽然有说法称她与商承祖曾在中共八大报道翻译工作上因产生意见而有矛盾，甚至因此而要求调动单位。好在调到中山大学后，她的生命轨迹还算稳定，为新的德语专业尽心尽力，并成为学生们眼中的好老师。

如花岁月啊！在维也纳，年轻的朱白兰写道：“我已经长大成人，我要独立，我跳上呼啸的火车，向生活驶去。”在莫斯科，朱白兰遇到了好运气：“我原打算在苏联只住两个月，结果一直住了11年之久。在法西斯统治以及二次大战的年月里，我一直在受苏联的优遇与保护。” 在中国，她度过了漫长的期待岁月，并在此终老。

幸好还有笔，还可以靠着自己的坚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朱白兰本就是个诗人，她曾这样写下她的出生地《切诺维茨的犹太区》：“古老的犹太街道啊，我是你的孩子，我要从我的人民的全部经验中学习。思考时我强大，仇恨时我更坚强，我要将任何弱点都锻造成利剑。” 来华之后，她虽然忍饥挨饿，但她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她写下了不少小说，包括自传体小说《牛郎织女》。1959年，《世界文学》曾有文章推介她发表的中篇小说集《香港之歌》，还有《回答》《偏要对着干!》《我们决定一切》等多部诗集。朱白兰有几重意义值得开掘，其一，她作为犹太裔的奥国女性，其一生经历俄、中两国长期居留，乃有了特定的文化交流史意义，是一位多边视角下的侨易人；其二，她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在德语文学史上有她特殊的地位，在中德文学关系史上更有其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其三，她长期担任中国大学的德文教授，德语文学学科史上有其不可抹杀的地位，这种教书育人之功要随着时间的长期推移才能看得更清楚。

涌到心头的，竟是一句诗：嵯峨峰顶独憔悴！我们想象一个曾经风华如花的少女，在漫长岁月中所经受的风雨沧桑，所浸透的刻骨之爱，留下了那样的华章诗篇，该是一个多么惊人的不朽的“传奇”！

（本文原题《嵯峨峰顶独憔悴 ——朱白兰的多重文化史意义》）

作者：叶隽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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