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9岁的布卢门撒尔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本报记者 袁婧 摄）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1926-），美国政治家、企业家，曾担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1977年-1979年）。布卢门撒尔是二战期间上海犹太难民中非常知名的一位。1939年，13岁的他随父母逃离德国，来上海避难。1947年，离沪赴美。

新年伊始，美国前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回忆录中文版《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正式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和从事在沪犹太难民研究的学者而言，这部著作是一个鲜活的文本，也修正了部分此前的认识。于我本人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与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

早在1998年，布卢门撒尔就曾出版《看不见的墙：德国人与犹太人》，此书全面探讨了德国排犹的原因。稍显遗憾，书中并没有聚焦他作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于是我把个人的想法与他分享，希望他能写一点关于在沪的故事。

2015年，《我的20世纪》原版在美国首次出版（原书名为《从流亡到华盛顿》），书中记录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布卢门撒尔的多重身份：德国公民、犹太难民、美国商界领袖、美国财政部长、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角色的多次转换注定了这部自传丰富的史料价值。

2017年10月，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犹太人在中国”做演讲，时年91岁的布卢门撒尔亲自前来参加，还在演讲开始前对我做了介绍。当晚，他参加了普大为我举行的宴请。在晚宴上，他将本书的原版赠与我，并告诉我书的中文版权已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但尚未问世。又经过各方努力，本书终于同读者见面，布卢门撒尔的点点滴滴也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美]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著，刘蕾译

布卢门撒尔是在沪犹太难民中的一位杰出人士。1939年5月10日，布卢门撒尔举家来到上海避难。1947年9月，他乘坐一艘“经过改装的美国部队运输船”离开上海，前往旧金山。截至2015年，布卢门撒尔总共八次来沪寻根。我多次陪同，深厚的友谊由此结下。

1973年6月3日，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卢门撒尔“在位于香港附近的罗湖进入中国内地”。此时的他早已褪去苦难的身份，历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的熏陶，在政商两界打拼多年，更因为对中国的熟知而成为中美邦交的重要先驱。1977年，布卢门撒尔开始辅佐美国总统卡特，担任第64任财政部长。1979年，他以卡特总统代表的身份访华，出席美国驻华使馆的开馆仪式，并再次来沪参观。这次访问规格甚高，意义特殊，以至于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均派记者来华参与报道。在那两次访华时，他受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接见。时间来到2005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任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的布卢门撒尔应邀又一次来沪。在儿时经常做祈祷的西摩会堂，他深情地说，“不是我们选择了上海，而是上海选择了我们。上海救了我们。”

常人也许很难想象，1947年离沪赴旧金山时布卢门撒尔曾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见到它” 。

从“永不相见”到八次寻根，布卢门撒尔经历了什么？答案还是藏在1939年到1947年的那段岁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段历史的根源并不在虹口。舟山路59号门前挂着一块写有“布卢门撒尔旧居”的铭牌。这几个大字底下是一行 “布卢门撒尔（1926—）美国前财政部长，1939—1947年在此居住”的说明。此处确实承载了布卢门撒尔的青春记忆，无怪乎他来沪期间热衷于到此重游。但据《我的20世纪》记载，“我们在法租界边上租下第一个固定住所……可这个地方倒有个富丽堂皇的名字，叫艾琳别墅，位于格罗希路（今延庆路）51号。”徐汇区的这栋小楼其实才是布卢门撒尔一家来沪后最初的落脚点。书中的这段话纠正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原先的说法。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43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开始对上海的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次年，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抵沪，他向日本当局提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要求按照“德国方式”抓捕、屠杀所有在沪犹太人。日本人没有执行“梅辛格计划”，而是在1943年2月18日建立隔离区，以“无国籍难民”的名义将所有1937年以来抵沪的欧洲犹太人统一迁入“指定地域”。这块地域就是布卢门撒尔接下来四年所居住的虹口。

忆及这段时光，布卢门撒尔可谓百感交集。他在《我的20世纪》第二章开篇部分写道，“我们要寻一个逃命的去处，而且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接纳我们。就这样，我们去了上海——这个谁都不喜欢的目的地。”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些话也许会感到费解，上海何以如此“招恨”？“招恨”的上海又何以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是“卡萨布兰卡和拉斯维加斯的混合体”。表面上看，高楼、酒店、俱乐部让这座城市金碧辉煌，引得无数冒险家流连忘返。但细品之下，悬殊的贫富差距让街头巷尾散发着“苦力的汗臭和陈尸的腐臭”。主权的沦丧和治权的分裂又让上海一度成为赌鬼、罪犯的天堂。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在一段时间内处于 “城门洞开”的状态，以至于外国人进入这座城市无需办理一切常规手续，也不需要任何经济担保。上海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自由进入的大都市。而对于“水晶之夜”后从德奥仓皇逃亡的犹太人来说，和生存相比，上海的生活条件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20世纪的上海让布卢门撒尔“品尝到饥饿、贫穷和被遗忘的滋味”。但同样是在上海，在破败的小巷里，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辉，让布卢门撒尔“第一次感受到社区行动的好处，看到人们在困苦时期同心协力、办成好事。”这种“为善的潜力”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5000年的文明长河中，这片大地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更未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相反，犹太人从唐代就来到中国，此后在神州大地安居乐业，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二战时期对犹太难民的救助，则将中国人的宽厚、善良和慈悲彰显。

▲ 2000年，潘光访问柏林犹太博物馆时与时任馆长布卢门撒尔合影。 （潘光 提供）

黑暗与光明同在，这是上海留给犹太难民们的总体印象。所以无论在沪期间如何憎恶困顿的生活、脏乱的环境，但当他们回首往事，总有一股源自老城厢的暖流涌上心头；当他们重返上海，总有一句对城市变迁的赞叹脱口而出。因为至少在上海，布卢门撒尔一家齐齐整整地活了下来；至少在上海，以布卢门撒尔为代表的大批犹太青年不仅生存下来，更在此找到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所以，当布卢门撒尔担任馆长的柏林犹太博物馆开馆时，他专门邀请时任上海市长前去参加开馆典礼。

作为布卢门撒尔回忆录最早的中国读者，我的理解是，在作者生命的至暗时刻，上海像是一束 “世界的光”。这束光也许微暗，却足以指引前行，温暖人心。（本文由潘光口述、孙欣祺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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