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与何孟雄

李大钊最得意的女学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这荣耀的三种身份通常属于三个人，却奇妙地汇聚在一个人身上。她，生性机敏，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感受力并执着追求。她，流转各大名校社团，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她，青春聪慧，却愿意抛开一切“向光明的路上走”。她便是缪伯英。

清朝末年，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现名开慧镇）出了两个秀才。一位是枫树湾（现名飘峰村）的缪芸可，一位是板仓冲的杨昌济。缪芸可大女儿叫缪伯英，女婿叫何孟雄；杨昌济小女儿叫杨开慧，女婿叫毛泽东。

1921年10月9日，是个星期天又是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的婚礼正在中老胡同5号举行。两个人的名字一“英”一“雄”，后来被誉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他们俩位列其中，而新娘缪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辗转求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缪伯英1899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世纪末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危难之际。她的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经常同缪伯英讲文天祥、岳飞、秋瑾的故事，他广泛地接触东西方文化，曾到日本考察职业教育，回国后致力于“教育救国”，大力倡导平民教育，与人合办了“长沙县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及“衡粹”“自治”等女子学校。思想开明的缪芸可十分重视对缪伯英的教育，虽然家境不宽裕，但在缪伯英接受完私塾教育后仍然支持她继续求学。

在父亲的支持下，缪伯英进入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启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李樵松是同盟会会员，思想开明，关心时事，经常指导学校组织学生读报纸、学时事。缪伯英在学习中了解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四分五裂，军阀虽喊着“救国救民”的口号却自相残杀，百姓的生活没有在变革中得到改善反而愈加困苦……缪伯英困惑于时局，开始思考真正能够彻底解救中国百姓的途径。在校园里，缪伯英常常参与时事讨论，经常能引发同学们激愤的情绪，对各类时事运动也跃跃欲试。缪芸可对缪伯英热衷时事的态度表示欣慰，也提醒女儿要先做好学问，不要“盲人瞎骑马，夜半入池塘”。

1916年，缪伯英带着父亲的谆谆教诲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考入湖南省立女子第一师范学校继续深造。在孜孜不倦学习的同时，她还时刻关注国家时局的变化。1917年，长沙组织了祭奠黄兴、蔡锷的国葬，缪伯英向父亲表明了投笔从戎、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志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缪伯英积极参加湖南学生运动，散发传单、抵制日货，阅读《湘江评论》等各种进步团体的刊物和文章，寻找造成社会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和变革的途径。1919年，缪伯英以长沙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到北京求学后，缪伯英结交了何孟雄等北京学生运动领袖，并系统地学习了李大钊关于社会变革的一系列文章，开始接触“推翻军阀政府”“再造共和国体”的信念。1919年，以王光祁为首的爱国人士组建了少年中国学会，提出“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办会宗旨。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以改造自身出发图国家改造。少年中国学会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发展的平台，但大家在讨论中意识到，必须通过实践创办适合广大青年的新生活，才可能实现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取代。为了实现这一设想，1919年，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缪伯英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女子组，致力于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做“全中国女性新生活的榜样”。北京的女子工读互助组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对她们进行了专题报道。但工读互助改造社会的设想最终因主客观原因而难以为继，工读互助组也被解散。

从1920年开始，缪伯英一直到北大旁听李大钊的课，李大钊呼吁青年觉醒、改造世界的倡议使缪伯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缪伯英找到李大钊，希望能做他的学生，李大钊同意了她的请求。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进步学生中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邓中夏和何孟雄介绍，缪伯英加入研究会，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5月，缪伯英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演讲中，缪伯英作为妇女代表参与了以“中国的妇女要争取神圣的劳动权利”为主题的演讲。

以身许党，投身早期革命斗争

1920年10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缪伯英加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缪伯英工作的重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妇女工作，立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的女性争气”。她认为解放人民最终要立足改变社会制度，“无论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更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价值！”变革的途径是革命，“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指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1921年，缪伯英与何孟雄组成革命家庭，在北京秘密开展革命工作。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秋，为了进一步巩固、扩大革命队伍，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地委决定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北京女高师、北高师组建北京师范大学支部，即西城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五个党支部之一。缪伯英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先进分子，并担任西城支部的第一任书记。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同时负责《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书记期间，缪伯英积极领导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在领导妇女运动中，缪伯英重视妇女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统一。1922年，她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筹备“民权运动大同盟”。为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缪伯英在民权运动宣言中设置了“制定劳动保护法及决定妇女在政治经济上一切平等权利”等保护妇女权益的规章。随后，她参与领导北京女权运动，指导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制定了“纳妾以重婚罪论”“禁止公娼、买卖婢女、妇女缠足”等维护妇女人身权益的规章。认为政治上获得权利是保障妇女经济、教育等权益的根本途径，在章程中表现出“特别重视参政运动”。同时，针对当时全国各地一些妇女同盟脱离劳动妇女群众、倾向为上层女子争取政治权利的倾向，缪伯英强调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还要保障妇女经济权利，并帮助南京妇女组建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提出“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的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等主张，以实现对劳动妇女群体的团结。并指出，妇女运动要融入人民解放斗争之中，“第一步要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封建军阀，第二步要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随着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劳动妇女运动快速兴起，1922年，“仅上海、广东、湖北三地，女工罢工的工厂有60余个，罢工人数达3万余人，罢工次数达18次之多”。

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缪伯英在发动组织工人斗争的同时，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兴起。缪伯英常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2月，缪伯英参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持罢工。同年夏，受党组织派遣，缪伯英到张家口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同时，组织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秘密组织救护受伤工人，为失业工人募捐。并在“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起而澄清”政府的行为。1923年，缪伯英积极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反动军警关押了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缪伯英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与敌人周旋，躲过密探，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家属的心意传送给被捕的同志。

在领导学生运动中，缪伯英善于运用新闻媒体的舆论作用。1922年底，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北大校长蔡元培不愿与他共事，提出辞职。北大学生与北京各校学生发动“挽蔡驱彭”及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北大学生会共同推出代表，去上海联络全国各地学生，并向南方各界求援。缪伯英作为学生联合会代表南下武汉，会见新闻记者，向武汉教育界及全体师生发表演讲，鼓励正在开展运动的学生坚持斗争。她利用新闻媒体表明立场、深入宣传，既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对当局形成了舆论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运动中的学生，促使运动取得更好的效果。

奔走各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1924年，京师警察厅在北京地安门内腊库胡同16号杏坛公寓逮捕了张国焘。出于安全考虑，组织安排何孟雄与缪伯英撤离北京，回到湖南。1925年1月，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请缪伯英担任湘区委员会妇女主任，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师附小校长，深入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5年3月，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即对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进行优化改组，改组后的联合会会址就设在女师附小。缪伯英开始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的工作，积极号召各县组织女界联合会，带领妇女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为妇女争取利益。五卅运动爆发后，缪伯英积极参与组织湖南女界联合会的力量，组建了“五卅惨案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等开展游行、散发传单等活动，声援上海工人。1925年底，缪伯英推动湖南省女界联合会邀请省各社团筹建湖南省济难会，以接济困难青年学生和失业工人。

1926年，缪伯英组织湖南省女界联合会以及省委领导的“青年妇女学艺社”等团体，筹备举办“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在大会上，她分析了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妇女遭受压迫的现状。3月，日军舰队意欲驶进天津大沽，被国民革命军驱逐，随后日本联合英美向段祺瑞政府发出通牒，要求撤除大沽的国防设施。3月18日，李大钊等人组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游行抗议，要求政府拒绝无理要求，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缪伯英立即主持召开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并以“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各界”“慰北京伤者”“致国民政府”“致国民军”等通电，并于4月与夏曦、徐特立等人组织召开“湖南人民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呼吁驱除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告慰烈士英灵。

李维汉曾高度肯定缪伯英领导妇女参与革命的斗争：“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省农会、总工会等革命团体被捣毁，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党组织派遣何孟雄任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缪伯英也被派到武汉，协助配合中共湖北省委妇女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沟通与国民党湖北妇女部长李文宜，妇女协会文宣部长、妇女联合会长赵君陶的关系，巩固和扩大妇女统一战线，其对外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第二女子中学训教主任。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8月，缪伯英与何孟雄又一道被派遣到上海工作，缪伯英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长，后任沪中区妇女主任。缪伯英在华夏中学任物理教员，何孟雄开书店，并分别化名为缪慕群、刘元和，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上海的环境艰险复杂，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清苦的生活、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使缪伯英的身体不堪重负。1929年10月，她突然染上伤寒病，入上海仁济医院治疗，不久因治疗无效逝世。缪伯英用一生镌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以身许党的诺言。

——摘自《百年潮》2020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