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1日，在法国巴黎，先贤祠前的道路空无一人。新华社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肆虐欧洲。据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3月22日，欧洲已有近16万例确诊病例，7500多人死亡，其中欧盟国家受影响最为严重。
近日，处在风暴眼中的欧盟领导人开始加大磋商频率，推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3月18日欧洲央行宣布了一项针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7500亿欧元紧急购债计划；3月2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全面放松欧盟对各成员国的预算约束规则，前所未有地中止3％的最高预算赤字规则，支持成员国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支持经济。
目前，欧盟开出的抗疫“药方”主治两大重症：疫情恶化和经济衰退。针对疫情的措施包括：临时关闭申根区外部边境；组建一支医学专家小组；宏观调控医用物资，以及向卫健系统、中小企业和疫情重灾区实施援助计划等。
针对经济的举措则是“注资”与“松绑”双管齐下，即欧盟承诺为10万企业提供80亿欧元的担保，并出台一个37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同时放宽成员国财政赤字上限，以便各国增加财政刺激力度，支撑遭受重创的经济。
然而“药方”易开，沉疴宿疾难治。尽管欧盟领导人一再呼吁联盟内的所有参与者树立新的信任姿态，并加强协调，但似乎很难如愿，究其原因，既有欧盟机构自身的问题，也与成员国和盟友美国的“双重离心”以及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态有关。
原因之一在欧盟自身。由于估计不足和对形势的误判，欧盟机构直到多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甚至“战争状态”，并各自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之后才陆续出台应对措施，说明欧盟决策层对于形势缺乏判断力，错失了团结各国协调行动的最佳时机；也说明欧盟手里的牌很少，在经历了欧债危机、难民潮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危机后，其政策空间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很多措施缺乏具体的操作细节，有效性和可行性皆受到质疑。
如果联盟层面不能给出强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市场信心受到打击，各国指望不上欧盟，就只能回归国家主义，对欧盟一体化的前景将构成负面影响。
▲ 3月21日，在法国巴黎，一名旅客戴着口罩坐在蒙帕尔纳斯火车站内。新华社
原因之二在欧盟各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成员国的分歧和分化正在不断扩大。虽然欧盟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共享资源，但很多国家互不信任、不愿合作，如德法等国不顾欧洲单一市场规定，限制医疗用品出口；奥地利、捷克等国不顾申根协议精神，禁止来自意大利的旅行者；不少国家甚至拦截过境的医疗防护设备和物资。
各国抗疫能力也良莠不齐。实力较强的德法等国能为疫情期间受损的企业提供支持，而受灾最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财政喘息空间却很小；对于有损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经济刺激计划，德国、荷兰等财政盈余国家反对，高负债率的意大利和法国却格外积极。
“社会疏离”措施在各国也收效不一，不少民众在政府下令关闭酒吧、取消集会后，仍不愿放弃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动，对病毒不屑一顾，这种极度的个体自由意识和傲慢无知无疑增加了本国治理疫情的难度。
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更愿意依靠他们自己的政府，而各国政府的单边行动方案如果最终得以在本国内部形成共识，那么未来欧盟想要加强整体团结恐怕会变得更加困难。
原因之三在盟友美国。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摆脱欧洲的姿态向来不加掩饰，但未经协商就宣布针对欧洲国家的30天旅行禁令仍让他的欧洲盟友感到愤怒。3月12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严厉指责白宫“单方面”设置壁垒的做法。
美国在危机之下所表现出的单边主义行径，反映出欧美关系不仅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在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越来越“去西方化”，跨大西洋关系的进一步疏离让当下急需外援来共克时艰的欧盟雪上加霜。
原因之四在欧洲政治生态。疫情让民粹主义再度获得了搅动欧洲政治生态的机会。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反欧盟的民粹主义是危机的天然盟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接二连三的危机已成为了滋养民粹主义的温床，极右翼政党借机纷纷进入了政治光谱。
▲ 3月1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家商店的窗口上贴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措施。新华社
可以想象，如果疫情在欧盟国家中继续扩大并引发经济衰退，那么民众势必会对本已陷入困境的政府更加失望和不满，继而将更多选票投给极右翼政党；同样，如果欧盟不能给出强有力的危机治理方案，那么其成员也会对它失去信任，转而决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果真如此，那么欧盟存在的根基也将不稳。
毕竟，不论是《申根协定》还是《稳定与增长公约》，那些组成欧盟根基的关键部分都已经在这场疫情中伤筋动骨，即使能够走出危机，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元气。
接下来对欧盟的考验就是如何落实已经宣布的各项措施，真正解决成员国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与经济危机，让民众重拾对联盟的信心，否则可就真印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那句话：“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
作者：周秋君（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刘畅
责任编辑：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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