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画家吴友如的石印年画代表作之一《爆竹生花》。(均由受访者供图)

当我们欣赏一件件流光溢彩的年画时，从中领略到的是历史氛围、岁月留痕，抑或时代风华、社会脉搏?　日前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晚清都市的风情画卷》，正是上海小校场年画诞生百年多来的首部研究专著。本书作者、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探讨上海小校场年画从崛起到式微的演变，以及这一本土文化载体所独具的魅力。

记者: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等中国年画传统主要产地相比，上海小校场年画有什么不同风格特点?

张伟:各地年画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在表现手法、形式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杨柳青年画因临近京城，深受宋元院画的影响，注重写实，描绘细腻，画面精细绚丽，颇具皇家气象;桃花坞年画出自中国富庶地区，擅长描绘盛大场景，叙述完整故事情节，追求重彩异色，呈江南富态;杨家埠年画产生于齐鲁大地，又受四川古文化的影响　(杨家埠杨氏祖居四川梓潼)，作品风格质朴简洁，乡土气息浓郁。

上海是中国近代崛起的文化大都市，在各种艺术门类中都不甘于寂寞，年画亦是如此。在我看来，城市化和商业性正是它的最大特色。除了部分传统题材作品外，上海年画中较有特色的是反映了当时的新事物、新风尚。其中有聚焦租界新事、新物、新景的　《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　《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　等绘画作品，表现人们对当时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年画也因此成为了解西风东渐的窗口。还有反映时事的　《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全胜图》　《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　等年画，从不同侧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都市新兴的奇观胜景，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这些用传统艺术形式表现社会新闻的年画，是其他美术种类中鲜见的，可谓一大创举，堪称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小校场风格”异军突起，成为年画生产的一股新兴力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年画创作的海派风格。

记者:有评论说，上海小校场年画是近代中国民间年画改造文人画、商业性战胜闲情雅致的一个范例，如何理解这点?

张伟:作为植根于上海的一个画种，小校场年画所聚拢的海派画家视卖画维生为理所当然，不再像过去文人画家那样自视清高。他们在上海生活，参加各种公众活动，当时上海的画会活跃，很多画家都同属几个画会，经常在一起交流观摩，相互影响是情理中事。

不少仕女画再现日常生活场景，既反映世俗生活内容，也饱含民间年画的气息韵味，比较适合刻版刊印，因此很快成为各家年画商们争相翻版的对象。有些热销品种中，如周慕桥的很多画，当时就因竞争出现了不同版本，许多店铺甚至按照市民阶层口味对其进行局部“改造”，如将周慕桥　《忽忆花荫初见后》　变身为　《莲生贵子》，《琵琶亦是寻常物》　变身为　《玉堂富贵》，《问儿何所好》　变身为　《福寿齐眉》，《洗尽铅华倍有神》　变身为　《百事如意》　等。这些“改造”画中，大胆率直的心情宣泄与文人画原作曲折委婉的情感流露，形成了一道明显分野。这堪称近代中国民间年画改造文人画、商业性战胜闲情雅致的一个范例，而这种现象最集中地出现在上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近代城市发展中商业资本的强大。

记者:上个世纪以来，那些与人们风俗生活密切勾连的年画，已随着社会风习的变更而渐渐衰微。曾经年节中必不可少的应用性装饰物，变为了昔日的文化记忆。如今的年画被搁浅在信息社会岸边了吗?

张伟:年画属于农耕文明，但现在面对的却是火箭取代马车、电脑替代算盘的时代。养育年画的土壤是百姓日常生活，一旦离开市井状态、世俗式样，它也便从民间文化转变成历史文化，脱水褪色成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成为与历史记忆相连的收藏品和装饰品。作为民间应用艺术，年画终因时代变迁而成为历史，但它一旦成为过去，反过来也成为了一种文化，鲜明表现着特定时代大众的生活方式、审美心理和社会风俗。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作为中国民间文化分支的年画永远不会消失灭绝。除了显而易见的美术价值以外，它还具有研究历史、政治、风俗和民众生活心态的形象资料价值，是认识过去人们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及行为的一个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