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亲身经历70年前解放上海战役硝烟的老战士。参加完解放杭州战役后，阮武昌随部队急行军至上海投入战斗，从西南角打向东北角，解放上海全境。70年前的激战恍若昨日，战火中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身影令他记忆犹新，红色年代里闪现的温情让他回味一生。

共和国的今天，是千千万万英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采访中，阮武昌提到了30多位有名有姓的战友，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或者敌人的监狱里。他们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遗骸至今仍然散落在各地，无法找到。我们怎么能忘记他们？！

参加革命以后的70多年里，阮武昌和战友们一样，经受过艰苦的磨练，经历过死亡的威胁，也面对过灯红酒绿的诱惑。所有这一道道关，他们都闯过来了，没有在路上停下来，也没有摔跤。在亲身经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同时，阮武昌还有幸参与了国家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一路跟着走了过来，留下了自己的汗水和脚印。

【人物档案】阮武昌，1929年出生，江苏如皋人。1943年4月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至1946年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队学员，1949年在23军67师201团先后担任政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军士队副政指。先后参加过许多战役，包括盐城战役、高邮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等。1983年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89年离休后任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投笔从戎，红星照我去战斗

苦难的年代，阮武昌的童年经历了动荡不安和兵荒马乱。“抗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那时年龄还比较小。”阮武昌回忆道。他的爷爷是做医生的，爸爸当过小学教师，所以小的时候，家里经常讲，要他长大了当一名医生或者教师，可是日本鬼子来了，逼着我们投笔从戎，拿起武器。

读中学时，学校来了一位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林在吾。1943年春，阮武昌怀着为抗日救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决心，由林在吾老师和吴荫生同学共同介绍，光荣加入党组织，成为学校的第四名学生党员。他至今还记得，那是利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悄悄躲在一条偏僻的河沟里，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又在一天夜里，利用一处没人住的空房子，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说是简单，因为“会场”上就三个人，台子上放着一盏豆油灯，墙壁上挂着一面手画的党旗，但是却显得很庄严。在林在吾的领读下，阮武昌庄严地宣读了此后影响了他一生的入党誓词，当年他只有14岁。

1944年秋天，作垂死挣扎的日寇对如西县进行重点扫荡。一天下午，阮武昌正在上课，突然听到附近的农民大声叫喊，说是有一队日伪军从北面向学校方向开过来了，要大家快点跑！阮武昌和几名学生干部立即组织全体师生撤离学校，跑到学校南面大约一两公里的一块低洼地隐蔽起来。从这以后，学校便决定在敌人扫荡期间，学生全部离校回家，老师采用分片巡回授课的方式。这样的教学，使大家经受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增强了战斗意志，丰富了斗争经验。1944年的11月底，高中肄业的阮武昌告别母校，参加新四军。此后，他一生戎马倥偬，跟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转战南北。

解放上海，“下策”成头号方案

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解放上海便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上海，是敌军在大陆扼守的最后一个要点，这为上海的解放染上了一层别样的意义。

直至今天，阮武昌将军回忆起那场战役时，都会觉得那是“异乎寻常”的决定。当时，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解放军都占有较大优势。

“我军完全掌握着战斗主动权，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阮将军言及那段充满硝烟的战争，脸上有掩不住的自豪。

虽然此时的上海，陆上通道已被解放军全部切断，真正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但想要最大限度在保全上海的情况下攻占，难度依旧很大。阮将军清楚地记得，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驻扎的武装力量包括8个军、25个师的陆军，以及30多艘军舰和120多架飞机，总共20多万人马。凭借着这些力量，国民党完全有能力和机会在上海支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他们还在市区和四郊修筑了4000多个碉堡，埋设了2万多个地雷，挖掘了几百公里密如蛛网的战壕。

此时，有三个选择摆在解放军面前。上策，长期围困，逼得敌人在弹尽粮绝之后，不得不缴枪投降。这个对于解放军而言不费一枪一弹就可拿下敌军的上策，对于上海城内600万市民而言却是下策。被长期围困，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因此，这个计划第一时间被剔除出了考虑范围。

中策，先弱后强，首先进攻敌人防御比较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地区，然后再打外围。但是这样一来，战斗的主战区就势必要在市区，那么上海许多珍贵的建筑物就会遭受严重破坏。中策也因此被划出了作战方案之外。

此时，留在解放军面前的只有下策，也就是将攻击重点放在吴淞等外围地区，吸引敌人在这里决战。“这些地区是敌人防御重点，兵力集中、工事坚固，打起来必将是一场恶仗，我军伤亡肯定会比较大。”阮武昌眼前又浮现起70年前的那场艰难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上海的城市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个杀伤力极大的打法成了最终被选中的作战方案。为此，许多年轻战士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自此长眠，但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

挥师北上，急行军“后卫”改“前卫”

阮武昌所在团在5月3日解放杭州后不久，便奉命沿杭甬公路向东前进。5月20日深夜，部队正静静地走在夜色苍茫的大路上，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口令“放下背包，就地休息”。

休息了大半个小时后，新口令传来：“调转头，往回走！”这一突如其来的改变，弄得战士们一头雾水。就这样，装着满脑子的问号，队伍的“后卫”又突然改成“前卫”，急匆匆走在刚刚走过的路上。

过了一会儿，师首长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详细的命令。原来当时上海打得正激烈，即将发起总攻，可敌人仍在市郊一些地方负隅顽抗。此外，一些外国军舰还停泊在吴淞口外，虎视眈眈。为尽快解放上海，阮武昌所在的部队接到指令，需要立即挥师北上，加入战上海的队伍。

据阮武昌回忆，当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个都高兴极了。尽管已经走了六七个小时，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但此刻这些都是小事一桩。大家三步并作两步，直奔上海。

相较于其他战士，阮武昌此时心里更多了一份期待。9岁的时候，他逃难来上海投奔舅舅，在上海居住过一段时间。在繁华都市的背后，他也看到了那些在底层苦苦挣扎的老百姓穷困潦倒的生活。那时候，他就悄悄许下了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这些底层百姓也能迎来充满阳光的生活。而此时，距离他曾经的心愿又近了一步。

他们前后连续走了三天四夜，终于在5月24日上午，赶到了莘庄火车站。

阮武昌在朝鲜团指挥所山头上的交通沟，前面不远是三八线

三天三夜，从西南角打到东北角

24日傍晚，部队抵达徐家汇，作最后的准备。在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前，神采奕奕的阮武昌兴奋地向大家作战斗动员。他还记得，在讲话的时候，周围聚集了许多老百姓，“尽管他们有些人第一次见到我，但却一点儿也不生疏”。在阮武昌的印象中，这些老百姓十分亲切。阮武昌还听到身边的一个青年人说：“你看解放军多和气，哪像国民党军队！”

战斗打响后，阮武昌所在的部队却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根据师部命令，部队计划从曹家渡附近的宁平桥渡过苏州河，向北攻击前进。但敌军在宁平桥北侧整整部署了一个营，扼守该桥。解放军的突击队刚一发起冲锋，敌军的轻、重机枪便马上一齐开火，密密麻麻的子弹把本就不宽的桥面封锁得严严实实。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如果采用炮击，必定能很快解决问题，但解放军却要坚守市区战斗一律不许使用火炮的命令。于是，战况一时胶着了起来。

如何才能尽快绕到敌人侧面呢？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工人模样的男子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解决了解放军的燃眉之急。阮武昌对这名踏三轮车的男子印象深刻，对方十分熟悉这一片的道路情况，表示可以给解放军带路。在这位工人师傅的带领下，阮武昌带了一个排和另一个连的战士一起，绕到大桥的西侧，在那里架起机枪，对着敌人的工事猛烈射击。经过一番准确而猛烈的射击，加上正面火力夹攻，解放军乘势冲过大桥，消灭了桥北的敌人。

就这样，部队一路往东北方向挺进。阮武昌一直对当年那些亲切带路的上海人民怀着极深的感激之情。“没有他们，我们许多小路都找不到，也不能这么迅速地将上海攻占下来。”阮武昌还记得，当时部队刚刚行至天目路，有一位中年男人主动跑来说，交通路上有一个敌军器材仓库，里面还有几百个敌人。经过一番周旋后，阮武昌所在的部队成功劝降了对方500多名官兵，避免了一场恶战。

26日下午，部队打到了江湾路上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此时，敌军司令早已逃走，但里面还驻着7000多名官兵。据阮武昌回忆，当时他们突进围墙之后，一下子就抓到了400多个敌人。经过一夜奋战，27日早晨，敌军被迫宣布投降，7000多人全部放下了武器。

当天下午，他们又马不停蹄向东北方向挺进，一直打到江湾机场。敌军仓库里存放的大量枪支弹药，统统被他们收缴了。

至此，阮武昌所在的23军从上海的西南角，一直打到东北角，历时三天三夜，圆满完成任务。

1999年，阮武昌（中）接待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新四军的学者

放下背包，转到另一条战线

打下上海以后，阮武昌所在的团马上移驻当时尚属江苏省的金山县海边，进行渡海作战训练。

1950年11月初，阮武昌随部队第二批准备入朝。刚抵达东北时，战士们等不及换上适应寒区的服装，穿戴的还是在江南发的衣、帽、鞋子，就急匆匆地于11月上旬从集安、临江等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停战以后不久，阮武昌奉命撤离朝鲜返回祖国。临下山那天，大家一早就爬起来，把应带的东西收拾停当，然后，抢着把坑道里所有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同志还到外边摘来一些野花，把洞口装扮了一番。还有的同志用小刀在洞壁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说是要让它永久留在这个曾经度过自己青春年华的地方。

离开祖国多年，祖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阮武昌说，我们放下背包，也立即从一条战线转到另一条战线，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大潮中去。

1997年7月，离休以后，阮武昌便倾心于新四军研究会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一干就是20年，相当于他入伍时间的二分之一，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上岗”。虽说是发挥余热，但工作要求绝不比在职时低，工作量也不比在职时少。

他认为，要把青年作为重点对象，把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责任。因为他深知，青年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代又一代青年身上。青年人强，祖国一定强。

在阮武昌看来，向青年人宣传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每次和青年人座谈之前，他都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准备，自己先学一步。“从我看到或者听到的大量事实说明，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是能够担当起历史重任的一代。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当代青年一定能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为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为对内对外的宣传，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作为幸存者，总算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革命先烈，告慰我的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传承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的工作是无限的。”阮武昌说，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008年，阮武昌和夫人陈华庆祝金婚

>>>记者手记

一个个朴实身影无比动人

战上海，阮武昌随部队激战三天三夜。回忆这惊心动魄又激情燃烧的时光，阮将军仍是感慨万千，难以忘怀。除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那一个个朴实却无比动人的身影。正是那些给予了解放军极大帮助却没有留下姓名的上海普通百姓，一场场本应发生的硬仗、恶战消解于无形之中。

年届九旬的阮将军对这些往事的细节记得很清晰。虽然听力已不如以前，但他依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在攻打宁平桥时，那位主动请缨为解放军带路的三轮车工人让阮武昌记忆犹新。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三轮车工人弯着腰，敏捷地带着部队沿着河边前进，很快绕到了桥的侧翼。战斗一结束，这位工人又帮助解放军看管俘虏，整理缴获枪支，清除敌人设置的障碍，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这场战斗结束后，这名工人表示，要继续为大军带路。经过再三劝阻，他才恋恋不舍地和解放军说再见。

70年一晃而过，但这位工人的身影却停留在阮武昌及许多战友的脑海中。阮武昌经常会遐想，如果这名工人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常常向儿孙们讲述当年解放上海时的战斗故事吧。

还有一群人同样深刻地烙印在了阮武昌的记忆里。当时，育才中学有几十位同学，竟然穿过了火力封锁线，一路跑到阮武昌所在团的指挥所，主动要求给部队作慰问演出。此时，战斗还在进行中，到处乱窜的子弹随时会威胁到学生们的生命。战士们便向学生们提出，将演出队改为救护队，帮助他们救护伤员。有的学生干脆提出，给他们武器。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但学生们那诚挚的热情却从此深深印在阮武昌心底。每当他想起这些学生，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

5月27日解放上海当天，战士们蹲在马路边上吃的那顿早饭，也令阮武昌永生难忘。为了不扰民，部队在上海战斗的三天三夜里，每一顿饭都是后方做好再送过来。27日早晨也是如此，不过当做好的早饭从漕河泾送到江湾时，米饭已没一点热气。由于当时部队只带了少量人民币，上级为稳定市场不准多用，而战士们手里又没有通行的金圆券、银元，无法买配菜，只好干吃白米饭。附近居民看到这一场景，立马跑回家，端来了许多菜，直接往士兵们碗里夹。战士们遵守部队纪律，坚决不肯，百姓们还追着来夹菜。

在战火硝烟的红色年代，闪现的那些温情足以让他回味一生。

作者：何易  王嘉旖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钮怿 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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