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峰2008年在福建大金湖国家地质公园留影

《辞海》问世83个春秋的风雨历程中，巢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7月5日，在众亲朋好友的簇拥和祝福声中，巢峰度过了91周岁生日。“我一辈子就是要做《辞海》。”这几年因身体原因住进华东医院，但巢峰仍心心念念着最新版。

不少老同事明白他的心思，凑到巢老耳边说：“等第七版印出来了，就抱过来给您过目！”第七版《辞海》将于今年内亮相，修订和新增比例预计大幅提升，并将同时推出纸质版与网络版。

作为中国唯一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堪称历史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这一当之无愧的上海文化金字招牌，融入了全国乃至海内外一代代读者的记忆。

时代每走一步，都在《辞海》中留下印记。而出版家巢峰的人生，也与《辞海》彼此交融。从第三版（1979年）至第七版（2019年），巢峰是我国唯一一位先后参与主持了五个版本《辞海》编纂修订出版工作的“辞海人”。40多年筚路蓝缕，巢峰在新中国辞书编纂、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中，搏击风浪，挺立潮头，不唯书，不盲从。

“这么多年来，我的生命跟编纂《辞海》交织在一起。我老了，但我相信《辞海》不会老。”这份告白，从未褪色。

【人物档案】巢峰，1928年出生于江苏阜宁，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历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60多年职业生涯中，巢峰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中国韬奋出版奖、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出版过《出版论稿》《政治经济学论稿》《巢峰辞书学论稿》《辞书记失》等学术专著。现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编、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编辑学会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编辑学会名誉会长。

一辈子被“套牢”，他谦称“后勤部长”

透过生日蛋糕上摇曳的烛火，许多人都会追忆起40多年前的那片灯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首批《辞海》编纂人员进驻上海陕西南路25弄的几幢楼房，紧锣密鼓展开工作，好多个夜晚灯火通明，没有休假，连春节都在加班。

从接到编纂1979年版《辞海》任务到其出版献礼，前后时间不足一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巢峰组织专家和人员，史无前例完成1300万字、超10.6万词条的编纂，出版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第三版）。这套书成了改革开放伊始出版界的“报春燕”，许多词条注释在当时都经反复论证，具有突破性。图书出版反响爆棚，定价55元的《辞海》三卷本共售出62万套，《辞海》缩印本定价22.2元，销量近300万部。

“我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烤火的煤炭，我去弄，烧饭的师傅，我去请。从出版系统抽调了许多资深编辑和100多位编辑校对等一大批人，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巢峰认为，大型辞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因此编《辞海》堪称大兵团作战，作者以千人计，编者以百人计。当年为了协调工作，巢峰在会场张贴进度表，整整“霸占”了一面墙，每个学科都插上小红旗标明进度。“各学科组成员经常端着碗看进度表，谁落后了，不用别人说，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最后一个熄。”

缘何甘心一辈子被《辞海》“套牢”？巢峰有句朴实的感言：编辞典，枯燥是枯燥，但钻进去其乐无穷，每一条都是知识。那一代人对知识的饥渴，是显而易见的。1928年巢峰出生于苏北黄海之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他曾自述，自己是不足14岁就投身革命、17岁就加入共产党的“红小鬼”。小学没毕业，初中只读过三个月，巢峰的学识，靠的是长年累月的刻苦自学与实践。每审一部书稿，他先找一堆参考书，书稿审完，书基本上也看完了。他倡导的“辞海学”亦见成果，开山之作《辞海论》一书曾获上海图书奖。

多年来，“对不对，查《辞海》”，已成广大读者的口头禅。一书在手，常用的单字、语词和百科词语，包括名词、概念、术语、成语、人名、地名、学校、机构、企业、会议、事件、决议、协定、条约等，均可查到。《辞海》最早于1915年由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动议编纂，第一版诞生于1936年。80年来，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等历任主编的主持下，自1979年第三版起，形成了稳定的十年一修规律，到2009年面世的第六版，累计发行达600万部，分册达2000万册，创中国大型工具书发行量之最。作为全面反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丰硕成就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显现出长久的生命力和特有的影响力。

“我们编辑出版队伍以作风严谨为荣。一个引文，每个数据，都要逐一核对，每个标点、每个符号，都要认真推敲。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是我们信守的格言，而马虎草率，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行为，则是令人唾弃的。”以巢峰为代表的几代“辞海人”，倾其一生诠释了精益求精、反复打磨的出版工匠精神。

从框架设计到样书检查，《辞海》编纂背后有近20道工序。而每一道工序之下，是一遍又一遍的斟酌，“校对五稿算是少的，有的分类校对十稿也不在话下。”比如《辞海》中关于秋瑾生年，有1875、1877、1878、1879年四说。虽经手头资料考证，仍莫衷一是。巢峰率团队拜访秋瑾外甥女和外孙女，查阅了秋瑾之弟写的文章，秋瑾之友写的秋瑾墓表，特别是秋瑾亲书的《兰谱》，才确定秋瑾生年为1875年。

身处搜索引擎发达的海量信息时代，《辞海》之所以被视作“标准书”，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编制词条的素材都是各学科研究的结晶；在此基础上编纂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加以提炼和概括，并经一次次审校而成。“而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语言，一方面要予以呈现，但另外一方面需要谨慎，在反映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同时，注重稳定性。”如今，《辞海》编订队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专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加入。诚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所说，不管是在《辞海》纸质时代还是当下互联网时代，巢老身上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都值得坚守。

两年前，在上海书城,巢峰出席自己的新书首发式（新华传媒供图）

《辞海》最紧俏时，需要凭结婚证购买

当年1979年第三版《辞海》顺利面世，引发巨大效应，那之后六年内，上海辞书出版社总产值增长了16倍，销售总码洋增长16倍，利润增长20倍，进入发展快车道。喜悦之余，巢峰没有躺在功劳簿上。

为了持续推进中国辞书事业，寝食难安的巢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长达22年的辞书出版选题规划（1979-2000）。规划中含《中国成语大辞典》《哲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大中小型辞书400多种，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部分领域。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选题已经出版，其中11部获国家出版最高奖，填补了文化建设中许多空白。

当初一纸规划，已成满目琳琅。当人们走进辞书社那间不大的会议室，环壁书柜，大小典籍比肩。累累硕果背后，巢峰也注重量与质同行。上世纪80年代《辞海》确立“十年一修”制度。这意味着每隔十年，这部综合性大辞典都要进行增删修订。而这在国内外辞书界，都是极其少有的。

“《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一代代辞海人，即便是‘超人’，也只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些部分，却不能认识整个客观世界。”巢峰认为，金无足赤，书无完书，每版《辞海》都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断有新事物萌生，人们的观念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书中知识点同样会陈旧老化。真理的长河无止境，在长河探索前进的过程也是无止境的。辞书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断修订——每次“打补丁”，既是承前启后，也是修正缺点错误、使之转化为真理或接近真理的过程。

就拿“抗日战争”词条来说，《辞海》从第二版收入开始，其后每个版本都有所修订，到2009年第六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成为正条，“抗日战争”作为参见条，包括了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整个过程，表述上更加严密。“编《辞海》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稍有疏失就可能犯大错误。我们应当做的是放弃终极知识源泉的观念，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偏见、梦想和希望混在一起，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巢峰坚持，编纂辞书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一个有质量的条目远胜于一篇平庸论文，学习、研究与撰写修订密不可分。而辞书的进步性，根本体现在它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与尊重，为推动人类进步提供知识支持与精神动力。

出人出书出效益，每一版《辞海》亮相，都在业界引发不同层面的震动——1979年版《辞海》成了畅销书，读者蜂拥挤至柜台抢购，有的书店甚至需要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辞海》；良好的经济效益“解决了社里180个人的住房”，为业界艳羡，巢峰满是欣慰：“作为一社之长，就要让编辑们工作时心无旁骛”；1999年版《辞海》主体版本配置了彩色插图，在我国大型词典中开风气之先；2009年版《辞海》有了衍生产品电子阅读器，搭建了数字技术平台。

巢峰与《辞海》（1979年版）主编夏征农合影（上海辞书出版社供图）

每天搬小板凳坐门房，谁都不敢迟到

从新四军小战士到戴上中国出版人最高荣誉桂冠，巢峰身上既有一名战士的果敢与坚毅，也体现出一位学者的审慎和严谨。很多出版人都受过巢老的亲身教诲，大家公认他是上海出版界共同的精神导师和职业典范。

“老巢待人处世有严有慈，他之前在社里时，每天早上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房里，谁都不敢迟到。但他对同事、下属十分宽厚，但凡大家有什么困难，哪怕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都会尽量帮助。”上海辞书出版社原党委书记、副社长孙宏达说，巢峰的这些品德就是出版界的传家宝。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与巢峰共事的资深编审秦振庭曾赋诗一首，传神概括巢老风采——“析辞辨义风云骤，问海探峰典籍编。新城望道征途漫，华章再奏志当坚。”

“《辞海》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是他念念不忘、最放不下的。每次见面都会问，《辞海》编得怎么样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唐克敏是巢老带进出版的门的，“我最敬佩他活到老学到老，视野开阔、心胸宽广。”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松曾用笔为这位“敢做敢当、嫉恶如仇”的前辈“画像”：“白发，圆眼，苏北口音，声若洪钟。这形象在我记忆里是慈祥的，在传说中则是严厉的。”在日常交往中，他堪称性情中人，碰上辞书界的歪风邪气，或是辞书条目中的种种谬误，巢峰会毫不留情地批判，一番番发言总是掷地有声。

俯身写蒙学读物，“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离而不休勤耕耘，老骥伏枥献余热。2017年，年届九旬的巢峰还出版了《巢峰品德修身读本》（书法诵读版），“俯下身子”为青少年写蒙学读物。

为了看书稿，医院的病床旁专门安置了写字桌和台灯，巢峰抱病修改、几易其稿，力求言浅意深、朗朗上口。扫一扫书中二维码，读者还能收听书中所有关于品德修身的嘉句名言。该书责编朱志凌曾感叹：“别看巢老年纪大了，但他十分接受新事物，认可用新的技术和方式传播知识。”

“蒙学教育的根本也是品德教育。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需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从小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巢峰记得，自己小时候颠沛流离，只能在外公、大舅父、大伯父的指导下自学，他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中华传统文化对他影响至深。但随着时代变迁，“三百千”中一些内容在今天已不适用，因此工作之余，巢峰常常思考如何用传统形式“旧瓶装新酒”，跟上青少年需求和口味的变化。

1995年巢峰曾组织编写《品德三字经》，当时请了著名画家贺友直画插图，销量一举达数十万册。到了这本《巢峰品德修身读本》，对《品德三字经》《品德千字文》重新修订，书中穿插两位“90后”书法专业研究生分别书写隶书、楷书。全书多处运用典故，既有先贤典范，也有新时代道德模范以及先进集体。2016年11月12日，我国培养的首位驾驶歼-10战机飞上蓝天的女飞行员余旭，在训练中不幸牺牲。当时在病榻上审读付型清样的巢峰，看到新闻后不胜惋惜，连夜在“奉献篇”中专门增补余旭事迹：“好余旭，金孔雀，驾‘歼十’，蓝天掠。”寥寥数笔，一位新时代女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巢峰的办公桌被多个版本《辞海》环绕

>>>记者手记

不忘初心 情系辞海

耄耋高龄，面容清癯，剑眉华发，眼神清亮——迎着老人温和的目光，记者走近巢峰，握手时能感受到指尖传来的力量。虽身囿病房，讲话行动不似从前那般利索，巢峰仍惦记着“挚爱”。接过记者的采访本，他握笔的手微颤，但一字一句结实铿锵：不忘初心，情系辞海！

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血之大成的这一品牌，长销80多年，备受读者信任，也凝聚着“辞海人”的付出与骄傲。作为《辞海》一路走来多个版本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巢峰太明白编舟渡海中的苦与甘。他有几个“金句”，从辞书社出来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养之三年不足，毁之一旦有余；书比人长寿；三分编写，七分组织……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清代文学家纪晓岚在担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时，曾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中如是形容编辑工作不为人知的艰辛。而巢峰以一辈子的求索与坚守，重塑了辞书人乃至出版人的风骨风范。不妨重温他的一段著名论述：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为治社之本，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才堪称具有远见卓识。

巢峰无疑是看得远的出版者。告别时，巢峰坚持要送记者到电梯口，门合拢的瞬间，再次对上巢老目光，透着历经世事后的澄澈。

作者：许旸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刑晓芳 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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