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国强（中）讲述当年受难经过。

口述历史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运用由来已久，形成的丰富资料已成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结束后，为了调查日军罪行，国民政府就先后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广泛征集南京大屠杀案的证人证言。1980年代，南京市在编史、建馆和立碑的同时，于1984-1985年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展开了大规模系统调查，形成了一批珍贵的一手证言资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后，十分重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采访工作，同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分别于1991年和1997年进行了大规模普查。同时，零散的口述采集也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目前，馆藏2700多份证言档案。

11月8日晚，“口述历史之夜——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2019特别发布会暨第五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办。组委会从百余个报名项目中经初选、复选、专家评审，甄选出优秀项目进行现场分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口述史项目组受邀参会，并进行主题分享。该项目还获颁“年度十大口述历史项目”奖。

走进“口述历史之夜”

“口述历史之夜”上，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项目主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副主席 Amy Starecheski，资深口述历史学者、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创始人崔永元，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口述史研究专家学者与论文投稿者汇聚一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王立作为项目组代表登台分享。他以“家国情怀  世界记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口述史”为题，介绍了该馆口述史项目的发展情况。他特别讲述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故事。因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许多人被改变的人生无法重来。他们成为“幸存者”，但没有人愿意以这样的“幸运”受到关注。父母在面前惨死、姐妹被日军凌辱，那种痛苦深深地烙印在他们记忆里。王立最后动情地说，“生命凝成的记忆，从历史导向未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应是我们一生的坚守。”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项目主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副主席Amy Starecheski现场点评说，“我们看到那些幸存者，听了他们的故事，见证了这些回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记忆？历史是过去时。历史是不是一面镜子？如果是一面镜子，它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口述历史可以作为渠道，连结人与档案。让档案里的信息走出来，也让更多信息回到档案里。”

出版口述历史系列丛书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别于1994年和2005年出版两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第1-55册，于2005年至2007年先后出版，其中有6册内容为口述历史。

当前，该馆口述历史项目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坚持和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友人口述史，以及为研究和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口述史三大板块组成。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口述历史系列丛书：《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和平之旅——东瀛友人口述史》。第三本口述史系列丛书将在今年国家公祭前推出。

199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左一）陪同美籍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左三）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左二），听她讲述当年家庭遭遇

未来的三个努力方向

南京大屠杀惨案已经过去82年。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展，今后的口述历史工作，该馆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

01

关于记忆的主体与延续性。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原日本侵华老兵不断逝去的情况下，于抓紧抢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同时，开启南京大屠杀亲历者，以及幸存者二代口述访谈工作。

02

关于记忆的连续性与着眼点。以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亲历者的证言，大多侧重记录日军的暴行，集中于1937年底至1938年初这一时间段。为了深入了解南京大屠杀惨案对于一个个鲜活生活和单个家庭的影响，对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访谈需要立足于生活史、家族史，着眼于个体一生的变化。

03

关于记忆与和平。纪念馆自1985年8月15日开馆以来，得到海内外朋友的关心与支持。南京大屠杀历史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日益成为世界记忆，纪念馆本身也成为传播和平的媒介。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成为许多人一生的事业。因此，纪念馆启动了与和平交流事业及本馆馆史相关的人物口述工作。

作者：赵征南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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