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带一路”进入共建阶段，而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和先导性环节，是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新起点,也是增强教育内源性牵引力、提高教育质量的新契机。根据教育部的消息，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稳定增长，超过了49万，“留学中国”正在成为海外留学新品牌。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哪些历程？德国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全社会参与？如何让来华留学生真正融入中国？日前，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对以上问题发表了看法，讲堂今作分享。

德国教育的内容与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联

问：您的专业是德语，在工作中也与德国颇有渊源。您觉得德语或者德国给您带来了什么？

姜锋：学习德语以及在德国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促使我不断反思和观察自己、家乡及中国。我的家乡百年前曾是德国人传教的地区，传教士们留下了很多描绘当时情况的文字，阅读这些文字也是深化自我认知、实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过程。

问：德语不仅是一种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更强调人的自我反省。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姜锋：您说得透彻。和德国人交流合作很有意思，我的印象是，德国人也非常愿意跟我们交流合作。我的不少德国朋友认为，中国的知识、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对他们的认知是有补充的，中德之间有很多相近之处。当然，交流合作多了，德国人也会意识到中国的面貌很多元，人类价值标准不单单是欧洲的、德国的，德国学者曾一度主张在不同文明间推进“学习文化”。

另外，德国人很注重独处的能力，德文叫Einsamkeit，人生要时常与自己对话，类似中国说的“君子慎独”。但中国的“君子慎独”更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观念，而在德国，独处是一种生活状态和生存哲学，这对我影响很大。

问：您对德国的教育或者说高等教育有怎样的认识？

姜锋：我的理解是，德文中的“教育”（Bildung）有很强的人文内涵，不仅是技能的获得，教育的内容与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密切关联。这是“洪堡时期”教育理念的突出特点，影响至今。大学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学生家长负责，更要对个人命运负责，因此要有长远的计划；大学的院系、教师、学生能够承担责任，独立自主地办学、治学、学习是非常核心的一件事。

在德国高等教育中，实践导向是很重要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他们往往是先发现问题，再看怎么解决，我称之为“实践联系理论”。我们的高校往往把学科放在第一位，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有时我们会忽略，学科研究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划定方法界限。

另外，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德国大学并不富，教授收入也比不上英美，但德国高校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创新上，实力都不弱，整体办学水平比较高，支撑了德国举世瞩目的创新实力。这给我的启发是大学水平与资金多寡并无必然关联，大学还是要有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构成的文化和精神。

在德国，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全社会都把责任交给教育。社会、各部门、机构都抱有一种“为大学、为教育做些事”的心态，比如许多企业主动给高校提供实习机会、提供有实践经验的指导老师以及其它帮助；博物馆专门设有针对学生进行服务的教育部或教学部；电台有近四分之一的内容涉及教育和科学知识，比如，为了便于孩子理解，把深奥的哲学以儿童小品形式展现出来，为了让孩子尽早了解天下大事，专门为儿童开设的新闻频道等。你会感到，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在试图为教育做贡献。教育是学校内外构成的一个大体系，是全社会参与过程，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是“为生活学习，不是为学校学习”。

来华留学生教育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新起点

高校大合并,但功能合并还需继续深化

问：您曾就职于教育部多个部门，也曾担任驻外工作，然后又到了学校，这些丰富的经历让您拥有了不同的视角。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姜锋：改革开放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开始，演绎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教育变迁史。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教育事业与这40年的伟大变革同步开始、同步进展。改革给了我们挑战，开放给了我们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见证了高等教育工作者如饥似渴地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大批量地引进、消化和实践我们认为是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制度。举个例子，1980年代初，教育部派代表到德国巴伐利亚州学习教育政策和管理，重点是职业教育。代表们在那里连续待了几个月，考察了解每个环节。他们回来后，教育部就组织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把德国的教育模式“移植”过来，尤其是职业教育，并且融入中国的价值观。当时，还邀请德国人到中国的几个中学来做试点，教育部也曾请德国专家作政策顾问。在教育经费方面，当时也有国外的机构投放了一些发展资金进来。

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兼蓄并收、不断摸索，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断完善。19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领域各学科专业的教材编写组，即现在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各类教育研究组织不断涌现，各个学科的教学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应运而生。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高教司曾针对外语学科建设中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区别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深入探讨，那时教学质量很受重视。

1990年代初，教育立法的高潮时期开启，教育进入了广泛立法的阶段，接连制定了五六部教育法规。我参与了1996年的《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的部分调研过程，为全国人大编译德国相关教育立法情况的资料。教育立法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通过不断地学习理解和文化转换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后来高校开始大合并，包括院系合并及功能合并。我觉得院系合并工作做得比较好，从规模上来说，合并了很多大学；但功能合并还需要继续深化，比方说后勤的社会化。后勤其实很拖累高校，欧美多数高校不管后勤，而是集中精力办学，德国大学就是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原来计划在北京中关村为附近各个高校建立学生宿舍、食堂、体育场所等公共设施，那样就不需要各高校再单独建设了。那时，教育部条件装备司负责这项工作，我参与了收集整理和组织考察德国经验的工作，所以印象很深。

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实际的安全问题，高校功能合并最后没有进行下去。非常可惜。我觉得即便是到现在，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否则会影响学校的发展。高校部分功能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建设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各大学都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现代化的程度与社会化大分工的程度密切相关，各个大学五脏俱全就意味着“社会孤岛”林立，难以形成社会有效分工及社会资源有效分配。但无论如何，中国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发展，很多领域都是白手起家，真正体现了“波澜壮阔”。

来华留学生不熟悉“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领袖”?话语供给不足

问：在高等教育40年的发展中，国际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哪些印象？

姜锋：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体现了改革的胆量和魄力。我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第一个印象是1980年代国家逐步开放了自费留学，以前留学是国家行为。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我也参与了相应的政策制订，虽然当时阻力非常大，但是我们的步子还是很大。第二个印象是逐步取消了教育部对部属高校教授、副教授出国的行政审批。我觉得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校的充分信任，在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中建立起了党和国家、政府和高校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第三个印象是1990年代我们邀请国外的机构、专家一起来参与中国高校的评估。这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们非常坦诚地敞开了中国高校的大门。

1980年代,国家逐步开放了自费留学，并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

问：高等教育国际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来华留学，对此您怎么看？

姜锋：是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单向派遣留学生。1996年，清华大学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开设了汽车制造和机械制造两个双学位专业，双方学生互换交流。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工程师教育非常优秀，当时教育部的领导提出要把德国工程师教育的课程引进来。

当时我是这个项目中教育部工作小组的参与者，经常要到清华大学调研，原本以为清华大学作为一所高水平的高校，这对它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在项目进行中才发现困难很多。比如，当时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告诉我，开出一个用英语上课的专业是做不到的。我说，不是有这么多人懂英语吗？教授们说，开两三个小时的讲座是可以的，但是无法开出两三年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体系。但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已经有了用英文开设的专业课程。第一届，清华大学派出了30名学生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只有3名学生来到了清华大学。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件事有多重要，建设有国际水平的课程体系有多么困难。当然，现在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问：您曾提到对现在来华留学生不太熟悉“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领袖”的隐忧，您认为高等院校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姜锋：我刚到上外时，常常问留学生的一个问题:“你最熟悉的中国人是谁？”学生们提到最多的是孔子、孙子、老子这些中国的古人，还有演员，但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国家领导人不太熟悉。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话语供给不足，中国故事还没有被充分地讲述。我觉得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力很大，世界想听中国故事，但是我们的话语供给不足。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网站都有英文网页，但是差不多有一半的英文网页多年不变，不更新，有互动功能的更不足3%，犹如僵尸网页。只有极个别的政府网站开通了多语种网页。所以，上外正在努力为政府部门做一些英文网页和多语种网页，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责任也很大，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做。作为外语院校，服务中外人文交流，讲述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与方案，这是我们天然的责任。不然世界了解中国故事的途径就会受到限制。中国人要主动讲述中国的故事，主动建构中国的叙事，否则外国人特定视角下的中国叙事容易使国际舆论一边倒。

第二，外国留学生真正的文化融入不够。因为融入不够，导致了外国留学生的文化、心理或生活仍然在中国之外。我们高校要在体系内开放，课程应该面向全部学生开放，学生不应再分成国际学生或中国学生。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绩很大，但是内部开放还不够。

编辑：袁琭璐

责编：李念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EOL、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