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军种不全发展到如今的海军总吨位居世界第二？70年来，我们如何通过“以打促和”赢得和平发展的环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下，将如何对待未来的世界安全局势？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接受文汇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对以上问题做了系统梳理，详尽阐释。

【观点】

*正确判断世界形势，确定适当的国防战略目标，处理好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对大国和强敌的斗争有理、有力、有节，是中国70年国防建设的主要经验

*中国花10多年时间取得了“两弹一星”研制的突破，它和政治上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经济上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制造业和庞大的新兴市场一起，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政治建军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

*1990年代，中国抓住了世界军事改革潮流——信息化建设；2014年，中国特色军改，又确保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方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徐焰少将(邢千里摄)

从机械化走向信息化，确定适当的国防战略目标

文汇报：您1969年就在东北边境参军，50年中感受了我们国家国防建设从机械化走向信息化的巨大变化。2009年，您参加了央视的国庆60周年阅兵讲解，今年，您又将讲解国庆70周年阅兵。近70年来尤其是新世纪后，中国国防建设经历了哪些变化，取得了哪些成绩？

徐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三军不全到如今的海军总吨位居世界第二，我军国防建设共经历了三个关键步骤。大体说来，第一是解放初期的从无到有的国防基础建设；第二是成功试验了“两弹一星”；第三是海湾战争掀开了信息化战争新篇章后，我们奋力直追发展国防信息化。

从无到有阶段。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决于国家工业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化建设重点是接受苏联援华的156个大项目，苏联派1.08万名专家来华传授技术，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其中，国防企业占了44项，在援助下，中国完成了陆海空三军全部配套。1990年代后，中国常规装备生产发展仍以引进俄罗斯技术和自我创新相结合，终于走到了目前的超越阶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两弹一星”阶段。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顶着压力回国，他建议要搞尖端国防技术，而导弹和核弹国外也处于刚起步阶段。在举国财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果断英明地启动了“两弹”研制工作，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归国科学家成为领头人。1957年10月15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中有102项重要工程援助。

1959年6月，苏联停止对华提供原子弹样品后，中国科研人员着手独立研制，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成功试爆，震惊了世界。1966年，又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成功试验。1967年6月，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东风导弹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由此，“两弹一星”的成功共花了10多年时间，这是世界上花费最少、时间最快的“两弹一星”研制。因为拥有了核技术，保障了中国50多年的国家安全，同时培养了宝贵的“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的科学定义是中国的战略核力量。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在世界上大国地位主要靠三个支柱支撑：即政治上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军事上有“两弹一星”，经济上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制造业和庞大的新兴市场。如果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当年奋斗的红利。

1967年6月17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推进信息化建设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把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1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27亿美元，有些人希望到国外购买先进武器，但是要给全军购买再加上维修，需要的经费是数以百亿美元。当年，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国“只看不买”，或者买一门舰炮为的是拆了研究。所以，国家下定决心要边引进技术，边自我研发，“买”始终受制于人。1986年，国家出台了863计划，寓军于民，加强国防科技力量。

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方针，赢得长期的国家发展机遇期。中国国防也及时抓住了世界军事变革大潮——信息化建设。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掀开了信息化战争的新篇章，我们受到极大震动。军队建设实现两个革命转变，一是国防建设增加投入，重点在科技研发；二是坚持和平发展，在挑战中抓机遇。1999年发生了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此时，中国并没有走结盟的道路，仍然坚持和平发展。2001年后，美国进行了十年反恐，需要中国的配合，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很好地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国力跃升，国防信息化建设得以发展。

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主力战机是歼-6、歼-7，是苏联1950年代的水平；2016年珠海航展上，歼-20首次亮相；2017年是建军90周年，朱日和沙场阅兵中歼-20进行了编队飞行。目前，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第二个能生产四代战斗机的国家。海军总吨位数居世界第二。

2017年7月30日上午9时，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从1998年开始国家两年公布一次《中国国防白皮书》，2004年公布的白皮书明确中国国防建设以信息化为中心。2014年中国特色军改后重新整编为五大军种，战略任务都有所变动，其中海军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御，中国海军护航已经到达非洲海面；空军从过去的国土防空转为攻防兼备，不仅要国土防卫，也要具备远距离攻击能力；火箭军，核常兼备，既能打核反击战，也能打常规战；武警负责内卫。另外网络既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也是保密与窃密斗争的主战场，网络空间也是战场。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海外是维和、医疗、基建，维和部队已经进入非洲，如今又增加了为共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的任务。

所以，看近70年的国防建设历程，有四条经验。

第一，正确判断世界形势，确定适当的国防战略目标。

第二，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

第三，处理好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对大国和强敌的斗争有理、有力、有节。

第四，树立科学发展观，国防建设也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以打促和”赢得和平发展环境是参与局部战争的目的

文汇报：新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以打促和”换来的，您认为，新中国后的几场局部战争有怎样的意义，从中又能得出哪些有规律性的经验？对现在的周边局势如何看待？

徐焰：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全国解放后，军事斗争的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能否保障建设现代化强国是标准。目前而言就是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以从三八线开始又回到三八线而打了个平局，但“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周恩来总理曾讲过出兵朝鲜的三个最有利：最有利于发挥我国的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供应，也最有利于得到苏联的支援。

当年中美武器装备极为悬殊。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人指导艺术高超，发挥主观能动性，变整体力量的劣势为局部战场的相对均势，达成了四个平衡，国际战略格局平衡——敌人打联合国旗号，我们和苏联结盟并发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牵制了美国主要力量；作战时间平衡，“白天敌人控制，夜间是我们的天下”；作战空间平衡，敌人有海空优势，我有地面地下优势；战斗力平衡，敌人有装备技术优势，我有人的精神优势。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艺术家梅兰芳、常香玉都去前线慰问演出。战争的结果是，新中国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也在全世界令人刮目相看。

1953年，豫剧演员常香玉在抗美援朝前线演出，为志愿军打气

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原想和平解决，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去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交换和平解决边界的意见，但印度当时继续挑衅，目的为了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因此，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边境自卫反击战。毛主席讲这是一场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目标是求得十年的边境安定，他提出了“快打快撤”的正确方针。战后西藏军区有四句总结：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不能和，打过头了还影响和。打的目的干什么？创造和平建设的环境。此后发生的边境局部战争，也秉持了“以打促和”的这一理念。

当前，中国的安全环境在世界各大国中最复杂，不安全因素众多。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6个在中国周边，宣布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4个是中国的邻国，国际上五大冲突热点除中东外，其余四个即南亚次大陆、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岛、中亚均在周边。我们周边的安全危机热点问题是“四岛一边”，即南海诸岛、朝鲜半岛、钓鱼岛、中国台湾岛，中印也存在着10万多平方公里的边境争议区，要对这几个方向的危机应对做好预案。实现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也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习近平主席这几年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两个关键词——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国防建设要为实现这些理念做保障。

中国梦也是强军梦，中国特色军改是不忘初心政治建军的体现

文汇报：党的领导始终是国防建设的成功保障，从1927年建军到2014年的军改，您认为她起了怎样关键作用？

徐焰：从1927年南昌起义建军，90多年历经曲折和沧桑，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主体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和国家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首先，在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都是党的正确领导赢得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前景。土地革命解决中国革命力量的生存问题，抗日战争是革命力量的大发展，解放战争决定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决战并取得全胜。1945年7月，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总结：土地革命、农民战争、共产党的领导三者相加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全部内容，这指明了当年政治建军的成效。听党的话，是中国军队的关键所在，这个传统延续至今。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建党95周年讲话后特别强调“不忘初心”，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梦也是强军梦。

第二，为人民谋幸福体现在始终不忘国家的经济建设。1950年代，国家就压缩军费挤出资金来搞建设，抗美援朝局势稳定后，1952年军委确定国防费用不能超过财政支出的30%，实际上1956年为20%，1958年压缩至11%。197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国防开支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状态。抗美援朝结束后，400多万部队在1959年减到237万。新中国历史上军队数量最多是1975年的640万人，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九三阅兵”又宣布裁员30万，目前仅为200万。即便在“两弹”研制中，领导人也本着“够用就行”的指导思想。

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九三阅兵”

1978年，邓小平提出“军民”“平战”融合，让军工企业以生产民用品为主，及时助推了国民经济，一直延续至今，军民融合也符合世界军工事业发展的大趋势。

第三，2014年的中国特色军改，果断地解决现存矛盾。在强调政治信仰上，一方面要发扬奋斗精神，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突出政治性、知识性和生动性，另一方面通过我们取得的建设成就，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在“四个自信”下，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促进产业大变革的前提下促进国防事业。军改也让人民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因此，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军队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为自身发展赢得条件，反过来再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梦也是强军梦，也是全民、全军为之奋斗的目标。

（采访：文汇报记者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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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焰、李念

编辑：袁琭璐

视频：袁圣艳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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