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现场

日前，中国052D型导弹驱逐舰“太原”号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参加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举办的国际舰队阅舰式活动。这是中国海军舰艇时隔10年再次访日，也是首次赴日参加海上阅舰式，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信号。在军事外交之外的民间外交层面，赴日中国游客人数近年来呈跳跃式递增，日本对华“观光外交”带来了怎样的成效和启示？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10月12-13日，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东芝国际交流财团资助的“中日关系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汇聚了多所中日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在为期2天的积极互动中，不断流露出携手建设学术共同体、构筑中日青年友好交流网络的美好期望。

与会中日嘉宾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合影

改变日本对华固有认知不易，好转过程非常缓慢

当前日本民众对华认知依然多有偏颇，198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亲近感的舆论调查显示，中日关系在过去的40年经历了两次非常大的转折，即1989-1990年和2002-2003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外加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毫无疑问是影响日本人对华积极认知的重要背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提出，199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认知在日本对华认知中占据了重要比重，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实现了对日本的逆转，对于中日国力逆转这一事实，在当前东亚地区发生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日本对华认知的固有范式是否会发生变化？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

王广涛指出，把舆论调查的结果结合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发现一个逻辑，日本民众实现对华认知的好转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是恶化往往只需要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以新一轮中日关系的转圜为例，经过李克强总理和安倍晋三的首脑互访，中日关系已经重返正轨。但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这反映了日本人在对华认知层面上的思维定势。“改变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对其他国家的固有认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从政府到民间、从学术界到舆论界的多重努力，需要在保持高层交流的同时深化民间多层次的交流。”

日本大学生希望了解中国的新想法：中国会形塑日本

“过去的十年间，我一直在教授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的课程，我看到了学生们对选修课程的思考，他们的目的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本大学生为什么想要了解和学习中国？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加茂具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从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出发来认识中国，认为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极有可能会影响或者说塑造未来日本的国家的形态和发展。大学生产生这种想法是近年来才呈现出的一个新现象，但诸多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同样也是为了研究日本，特别是在考虑日本的国家战略时确实有必要了解中国的动向。

现场汇聚了多所中日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

事实上，在中日两国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两国人民在人生哲学、治国理念、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前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杨健看来，在人生哲学上，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总结包括“做事彻底、谦虚谨慎、全身心投入。不怕困难，努力就不会落后于常人”，这跟许多中国人的人生哲学非常相似，中国也有“骄傲如满月，日渐亏缺；谦虚如新月，日渐圆明”等的大智慧。在治国理念上，日本人非常重视集体利益，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牺牲小我，为国奉献，是一种优良品质。在文化和生活上更是存在太多的共同点，例如，两国人民都喜爱吃米饭和面条、茶在彼此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诗词书法都是文人墨客的最爱。

古语有云，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杨健认为，促进务实合作可以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福利，也有利于我们改变对彼此的看法，有利于增进互信。中日可以在环保和媒体两个领域推动双边合作，实现共赢；中日可以发挥互补优势，共同帮助第三方发展；中日韩三方合作有很好的基础，建设中日韩自贸区会给三方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前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杨健

“观光外交”显成效，日本开创公共外交新形式

近年来，中日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公共外交的作用得到凸显。而“公共外交”一词出现在日本官方话语中的时间并不久远。从日本外务省每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来看，直到2004年“公共外交”这一表述才真正进入了日本政府的外交话语体系之中。此前，学术界常常以“政策宣传外交”和“文化外交”来研究日本面向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程蕴归纳了三种适用于日本的公共外交模式：即信息传播式公共外交、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和嵌入式公共外交。2010年以来，日本的公共外交面临了更加复杂的环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政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投入更多的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最大限度地向外传播日本的价值理念，日本开始注重从发掘传统外交中发掘软实力资源，试图将传统外交手段与公共外交进行有机的结合。“观光外交”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员蔡亮

2015年中国赴日游客499万人，2018年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接近800万人,已连续4年在日本外来游客中高居第一位。据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2018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比去年上涨了10.7%，直接飙升至42.2%。为什么中国游客那么热衷于去日本旅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员蔡亮分析，旅行过程中良好的观光体验，使得更多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与印象有所改观。与此同时，中国游客较高的消费能力也为日本社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皆是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成效。

虽然观光旅行仅仅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中国民众赴日进行游览至多算作民间外交或民间交往，然而，当日本政府为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而采取必要的支持性政策与措施时，这种简单的民间交流便上升为公共外交的范畴。蔡亮从整合观光资源等多方面梳理，日本政府充分利用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特色，开发了生态观光、文化观光、产业观光等不同类型的观光产品，以更好地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通过完善观光机构、发展观光教育及提升观光环境等手段，为来访游客提供更好的观光体验，进而起到公共外交改善国家形象的作用。日本政府对于其观光行业的产学官结合的立体化、系统化建设，无疑为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内部基础。

日本通过完善观光机构、提升观光环境等手段，为来访游客提供更好的观光体验

通过公共外交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的意愿，提高中国及中国人在各国民众心中的正面印象，是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打造“负责任大国” 形象的必然选择。日本公共外交在文化传播方面对中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蔡亮以“观光外交”为例，与日本相比，中国旅游资源更为丰富，全国拥有53处世界文化遗产，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如果借鉴日本在“观光立国”方面的政策与措施，中国同样可以向世界更好地介绍中国的辉煌历史与现代成就，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促进国内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日本官民合作体制为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经验

纵观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发展，“官民合作”从来都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梦雪通过考察相对成熟的日本基础设施官民合作体制，期望能够为我国推进高质量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验。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梦雪

王梦雪介绍，日本政府在推动基础设施出口战略的整体对外政策目标下，通过选择性地提供官方对外援助、官方融资与贸易信贷保险、国际跨部门合作等手段，以制度化措施支持民间私营部门的海外基础设施业务。政府首脑及其高级行政官员则通过外交途径，为企业在目标国家拓展业务，起到了顶层沟通和奠定政治基础的作用。民间企业则基于可预期的经济利益，主动选择与政府合作，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和大型民间企业间存在紧密联系，双方就基础设施出口政策的制订与推进，形成了比传统的对外援助时期，更为平等且国际化的合作关系。

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转向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除了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基础设施市场获得订单之外，还应考虑如何保证项目的持续有效运营、保护本国项目参与企业的合理利益，以及与市场原则和国际规范间的协调等问题。我国可以学习日本当前推行的官民合作体制，如推行相关职能部门间的跨部门合作机制，为国内企业以PPP形式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制度性保障，激发企业参与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的积极性。另外可以在国际场合，宣传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上取得的实际成果，展示中国企业对于地区乃至全球发展做出的贡献，帮助我国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减少负面国际舆论影响。“总之，良好的官民合作关系可以增加政府、中资企业与当地间的信息沟通交流，从而起到增信释疑、展示我国 ‘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积极正面形象的作用。”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

今年时值“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本次研讨会亦获得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年”活动认定，为两国青年学者创造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如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言，日益频繁的人文交流将成为维系中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助推剂。而作为国家发展基石的青年之间的沟通对两国间加深理解、增进互信更有着不可言喻的作用和深远意义。

作者：袁琭璐

视频：袁琭璐

现场照片：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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