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前,曾有一批孤儿从上海送往各地,其中有部分到了唐山。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也成了两鬓斑白的中老年人。随着养父母的陆续离世,他们中有的人成了“二次孤儿”。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批孤儿曾于2000年抱团来沪寻亲,但无功而返。最近,上海的一位好心人通过各种渠道义务为他们查找信息。随着两位孤儿陆续找到兄弟姐妹,50多名唐山孤儿重新燃起了寻亲的希望,并通过当地媒体向本报求助,开始重启千里寻亲路,希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或者兄弟姐妹。
青年报首席记者范彦萍制图俞霞
十几年寻亲路漫漫
最羡慕别人有兄弟姐妹
昨天,记者联系到了寻亲团的负责人之一王艳君。1998年,在报纸上无意中看到河南孤儿找到嘉兴父母的连载消息,触发了她寻亲的念头。她曾到唐山档案馆查找资料,但毫无线索。
之后,通过当地媒体的帮助,她聚集了近百人的寻亲团,并于2000年带了30多人到上海千里寻亲。王艳君告诉记者,当年的这场寻亲,成功找到亲人的寥寥无几,除了有一位孤儿到北京做了DNA配对,成功找到亲人外,其余的皆没能遂愿。
“不过我没有放弃,去年有一位叫陈宇平的唐山姐妹,在上海好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在上海福利院长大的胞姐,后来做了亲缘鉴定。再加上还有一位叫陈介远的成员也找到了自己的几位兄弟,对我的震动很大,这重新燃起了我们的希望。”王艳君说。
最近,她为自己重新制作了一张寻亲启事——“1957年3月20日出生(唐山户口本上的记载),教师。从上海孤儿院来唐山,具体情况不详,2000年随唐山寻亲团去上海等地寻亲,与两家人做了DNA,都失败了,但寻找家人的心没变。”
在王艳君看来,寻亲的希望很渺茫,她是寻亲团中线索最少的孤儿之一。“我曾听左邻右舍和养父母的亲戚朋友提起过我被收养的事,但只要谁一提起这事,养父母就会跟谁急。”王艳君说,自己找亲生父母的初衷很简单,“没有别的想法,就想知道父母姓什么,如果能找到他们的话,就为他们养老送终。”
“对别人来说,和自己的亲人说说话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对我来说却难上加难。这是我的一个心结一个谜。父母虽然遗弃了我,但他们给了我流动的血液,是给我生命的人。”当记者询问她是否恨遗弃她的亲生父母的时候,王艳君肯定地表示,“不会!”因为她自己也为人母,现在则当上了姥姥。“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父母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把孩子丢弃。我找亲生父母就想知道他们是谁。”
“我的养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兄弟姐妹,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感觉很冷清很孤单,特别羡慕别人家一大家子人。”王艳君透露说,自己的儿子是独生子,当初她希望儿子找个非独生子女的媳妇,后来如愿以偿,媳妇有个哥哥。
养父母临终留线索
找到亲生父亲的一封信
寻亲团中有一名孤儿叫孙秀娟,十几年前她的养父母过世了,临终前透露她的亲生父亲曾留下一封信。直到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孙秀娟才在家里找到了这份旧信。
昨天,孙秀娟将亲生父亲亲笔信的照片传给记者。上书“阿根,我知道你没有女儿,今将我女赠送予你抚养,因我自己孩子太多,负担不起,农业社里我的工资又少,请你好好照顾她。此女是195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未时生。此信请转交茂名南路十八号丁阿根同志收。”
“2000年的时候,我根据父母口述的地址,曾找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没有音讯。茂名南路18号早已拆迁了。而信中所说的丁阿根也早已不知去向。我推测,当时我亲生父亲委托丁阿根收养我,不知何故,丁没有收养我,而是把我送到了茂名南路上的派出所,后由警方送到当时的育婴堂。”孙秀娟告诉记者,找到这份亲笔留信后,又激发了她寻亲的念头,她曾于去年圣诞节后买了到上海的火车票,但后来思虑再三,觉得时机不是很成熟退了票。她还曾在网上搜索,发现茂名南路附近有一所学校,期望通过这一线索,找到丁阿根的家人。
孙秀娟希望能通过两个渠道寻找亲人:一是通过上海户籍部门找到50年前住在上海茂名南路18号,其生父的朋友丁阿根叔伯或其家人,感谢老人家的当年帮助;二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爱心人士的鼎力相助或有缘的家人看到,找到家人。“从生父的信中我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负责任的父亲,家中还有兄弟姐妹,我能理解当时家庭的难处,感谢丁叔伯的送养之恩。愿奇迹发生,与亲人团聚,不留遗憾地、精神愉悦地度过余生。”
她表示,自己的小辈得知自己寻亲的念头后,都十分支持她。孙秀娟现在和孩子在北京定居,她表示,即便找到亲人了,也不会离开现在居住的地方。“现在我年纪大了,寻亲的事可谓是十分紧迫,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希望留有遗憾。其实,结果不重要,过程很重要。”
有了再度寻亲的念头后,孙秀娟试图寻找当年一同寻亲的唐山孤儿。由于十几年前大家留座机的比较多,有的人的手机发生了变化,她和几位核心成员好不容易才找到了50多名当年的孤儿。
[声音]
好心人:
希望上海亲人不要有所顾虑
此次求助于本报的燕赵都市报记者刘飞向记者述说,原本这些唐山孤儿寻亲像大海捞针一样,最近有一位上海的好心人陆续找到了几十人的原始档案。因此希望求助上海媒体,联手一起为他们寻亲。
昨天,记者联系上了这位暗中帮忙的好心人白先生(化名)。他透露说,这些年,通过自己的渠道,一直私底下帮助这些唐山孤儿寻找原始档案。“要找档案谈何容易,因为时间太长,有的孤儿早已不知道自己在福利院时的名字了,有的养父母还将收养孩子的出生年月都改掉了。每次我把找到的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告诉他们时,电话那头是热泪盈眶,让我很感动。很多人数次来沪,但都无功而返。我仅仅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他们圆梦。”
“他们盼着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盼了几十年,随着年龄渐长,希望越来越渺茫。现如今很多人的养父母也陆续离世,他们成了‘二次孤儿’。也许,年轻时寻亲的念头不会那么强烈,但人到中老年,这种思亲之情可以理解。”白先生说。
白先生十分同情这些唐山孤儿,称他们经历了三次磨难,一是刚出生时被遗弃,二是全部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从灾难中九死一生,第三次则是养父母的过世。
“前几年,他们来找的时候,有的人是瞒着养父母,不希望伤害养育他们成人的养父母的感情。”白先生告诉记者,在和这些唐山孤儿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被很多人的孝心所打动。“有的人全心全意照顾自己的养父母,甚至有女儿为瘫痪的养父洗澡。还有的养父母对养女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还好。”
白先生强调说,这些当年的唐山孤儿很多都成为祖辈,生活环境很安逸。“我就担心,他们上海的亲人有所顾虑,不敢认亲。其实,他们完全无需有这样的顾虑,这些孤儿中,有的还是亿万身价,他们的寻亲目的很单纯,就是找到自己的亲人。”
此外,市民政局内部人士介绍说,这些唐山孤儿,若当年从育婴堂转出去的,找到亲生父母的机会很渺茫。即便父母还健在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1958年担任院长的如今已经98岁高龄了,并且患有老年痴呆症,也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
57年前,他们从上海离开,如今能否再续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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