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全球一流 引领中国商学院发展

——专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文汇报记者 唐玮婕

我心目中理想的复旦管理学院，地处上海，扎根本土，服务国家，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管理学院。它的运作架构同世界最好的商学院没有差异，行政团队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教师热爱教育事业、能够发表创新研究成果，学生智商和情商俱高，他们正直、好学，同时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将个人同国家与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2015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迎来了恢复建院30周年。经过30年发展，复旦管院在师资科研、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综合实力上稳步提升，成为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开拓者和领跑者，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管理教育的高水准、新形象。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商业浪潮，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未来商学院之路究竟该如何演绎？记者日前专访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他对中国管理教育的探索与发展做出了清晰而全面的阐述。

传递商业教育价值

管理学院不仅通过培养人才创新理论来实现价值，同时也通过它所培养的企业领导者来传递商业教育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评判和选择。问：在你看来，管理教育和商学院创造了哪些价值？

陆雄文：站在全球的视角来看，管理学院重在培养人才，创新理论。对于中国的管理学院而言，过去30年的人才培养对社会改革发展有更突出的价值。无论是学位教育项目还是非学历教育项目，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走出学院，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发展。以企业家为例，他们当中许多人出身于草根，凭直觉和经验创业，取得了商场上的成功。为了突破瓶颈，他们回到商学院接受培训或是参加学位教育，接受系统知识的训练，建立知识体系，由此推动企业进步的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有些年轻人在商学院毕业以后，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是得益于这种系统化的训练，让他们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理论体系去创立他们的商业模式。

管理学院不仅通过培养人才创新理论来实现价值，同时也通过它所培养的企业领导者来传递商业教育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评判和选择，并且以这些企业领导者自身的思想发展和价值取向来引领社会文明的方向。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企业生存发展的工具和灵魂，其载体就是商学院的毕业生。今天，全世界政治、经济各领域有一系列得以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比如公平与效率、环境保护与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社会责任的担当与可持续发展，等等，参与这些问题探讨的实践者，大多是商学院的毕业生。过去30年中国以超常的发展赢得全世界的瞩目，其背后强大的推动力，就来自管理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它直接推动与支持了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由此中国一小部分的管理学院花了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商学院50年甚至70年的发展道路。

问：如果让你对中国管理教育过去30年的发展做一个划分，会选择哪些时间节点？这段历程中，复旦管理学院在提升自身管理教育的竞争力上又是如何积极实践的？

陆雄文：总体上我认为过去30年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还处于学习的阶段。就这个学习阶段来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初级学习阶段，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的管理理论和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课程体系和教材，学习并研究西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第二时期是中级学习阶段，发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至二十一世纪初。在前一期的学习基础上，相当多的商学院开始模仿国外主流商学院的办学模式，开始尝试借用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环境下验证西方的研究结论。有些商学院开始与国外商学院合作，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从中国开始兴办MBA教育到开始兴办EMBA教育，这一时期可视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学习阶段是从二十一世纪初至今的高级学习阶段。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开放，中国商学院以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商学院为标杆，MBA/EMBA教育体系同世界标准日趋一致，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商学院师资的门槛，一些领先的管理学院大量引进海归。与此同时，欧美的商学院纷纷来到中国寻求市场拓展和合作发展的机会，一些独立的商学院也建立了自己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与市场地位。学术研究在基于西方的范式下，追求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合作，开始走向理论创新。

复旦管理学院的发展完全覆盖了以上三个阶段，并且在每一阶段都比国内同行要领先若干步。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同发达国家商学院一致的运作模式、学术标准和教育体系，和非洲以外的各大洲的主流商学院紧密合作。MBA/EMBA的教育项目也参与了全球竞争与排名。

20年前我们开始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合作，开始认识到管理教育也有标准，要尊崇国际标准，以国际先进商学院为标杆，以世界通行的教育理念、模式、标准为借鉴，引领中国的管理教育国际化发展。其次，在中国，我们既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也立足于本土。整个学院的运作模式、开拓发展，有一系列的创新。这些创新不仅支持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同行广泛借鉴的最佳实践。再次，我们在追求自己在大中华地区和亚洲的竞争力发展的同时，也把我们的经验更广泛地去跟中国同行分享。作为中国管理教育界的重要成员，积极推动中国管理教育界整体的发展以及整体水平的提升。

然而，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还是非常有限的。过去30年来培养的MBA/EMBA毕业生总量还不到60万人，相当于美国3到4年培养的毕业生总量。这远远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未来发展的要求。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大的发展，尽管增速不会像过去30年那么快，但是质量和能量的升级一定会支持大国的崛起。这对管理教育和理论创新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能不能在规模、质量上比肩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学院，还是要看中国的管理学院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更加全球化的时代，广泛借鉴、改革创新。如果能做到，那么未来十几年中国会出现两到三所为全世界同行所认同和尊重的国际一流商学院。

应对挑战，抓住机遇

……以上提及的每一个挑战发展到极致，都可能威胁到商学院的生存和发展。这也证明了不仅中国的经济还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的市场仍然是不成熟的市场，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仍然是有不足的，前行的动能仍然欠缺。

问：对于管理教育来说，眼下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国内商学院的生存和发展？

陆雄文：在我看来，中国管理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企业进入微利乃至亏损时代，并将持续较长时期。企业的利润成长会压缩，因而降低对中高端人才培养的需求。第二，过去十多年管理教育粗放发展，同其他行业一样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怀疑与担忧。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管理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某种压制。第三，中国的高等教育现行体制，对于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为特征的管理研究与教育的发展来说，其自身的规律难以被充分认识和尊重，导致中国管理教育发展的潜力没有充分开掘和实现。第四，有些大学及其商学院把管理教育与培训看作现金牛，不管其主观意愿、价值倾向有何不同，客观结果是损害了高等教育的价值与形象，破坏了行业发展的秩序和可持续性。第五，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教育的运作模式，对于商学院既是创新发展的机会，也是其保守没落走向衰败的可能出口。第六，同大学其他学科发展相比，商学院发展的资源不充分，获得政府的资源贫乏。要发展成和世界水准相当的竞争力还需要社会各界支援，包括政府资源长期持续的投入。第七，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社会的日益开放以及人员的广泛迁移流动，企业家、职业经理和年轻学生，乃至政府与社会公众对管理教育的期望不断提升，国际学生更多地选择来华学习，给商学院也增加了压力。第八，中国的管理学院普遍缺乏既懂学术又懂管理的全职院长队伍。

这些方面相当部分与欧美商学院面临的状况相似。不过，即便在相似的领域也具有中国本身的特点。在中国，以上提及的每一个挑战发展到极致，都可能威胁到商学院的生存和发展。这也证明了不仅中国的经济还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的市场仍然是不成熟的市场，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仍然是有不足的，前行的动能仍然欠缺。

问：面对这些严峻的考验，中国的管理学教育又展现出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陆雄文：最近5年，我很高兴看到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年轻学者的成长，大量海归回国为中国高等教育师资注入新鲜的血液。他们在海外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同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有意愿扎根于中国发展的实践土壤，以中国为背景，获取数据，设计研究问题架构来开展创新性的研究。这些人的数量并不多，但增长很快。第二，接受管理教育的学生准备更加充分，不仅与他们原来所受教育打下的基础比较扎实有关，他们的眼界非常开阔，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新事物有很强的敏感性，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非常大。尤其是那些读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学生有很好的工作经验乃至创业经历。有部分年轻精英参加了国际标准考试，最终选择回归本土进一步深造，这既是对本土教育质量的认同，也是本土教育发展的好时机，这直接带动了中国管理教育质量的普遍提升。第三，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广泛、频繁和活跃，基于中国商业前景和创新实践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地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和专业期刊上发表，且增长速度惊人。

未来理想中的商学院

对于那些已经基本实现了服务本国经济的目标的商学院，它应该要勇于承担，代表中国去参与全球竞争，支持全球发展。

问：中国的商学院如何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上找到平衡点？

陆雄文：这取决于学院本身的定位和使命。国内各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历史阶段、资源条件各不相同，不应强求每一家商学院都要成为国际化的商学院。许多欧美的商学院也是服务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我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基本实现了服务本国经济的目标的商学院，它应该要勇于承担，代表中国去参与全球竞争，支持全球发展。就复旦管理学院来讲，我们过去30年把为中国经济发展做贡献作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国际化目标也是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积淀到今天，我们要加大国际合作能力，到海外去办学，招收更多的海外国际学生，越来越多地承担人类共同发展的使命。当然，这也要基于自己的能力，循序渐进地去努力。

全世界最好的管理学院的教授都善于从实践中寻找研究的问题，也善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入教学之中，影响和改变学生的思维和知识结构，提升他们的能力，同时通过公开演讲、媒体访谈、企业咨询等形式，善于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广泛影响企业的视野和公众的认知。只有失败的学者才会把两者隔离开来。对复旦管院来讲，我们越来越多地强调研究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们研究的实验室就在企业、就在社会，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获得真知的线索和源泉。因此我们要求所有的教师积极参与实践，包括承担企业的咨询课题，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和顾问，参与非学历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的课程讲授，发展基于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或最佳实践的案例，并指导学生、锻炼学生参与实际课题的研究。我们不少同事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和有影响力的学术发表，往往来自于他们采自中国商业环境的一手数据和案例。

问：那么，未来理想中的商学院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陆雄文：未来的管理学院简单来讲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按照世界通行的标准成为有使命、高质量的管理学院。使命是它的价值取向，是它的目标。质量是在教育和研究两个方面高于同行平均水平，较高投入产出比，并能影响产业发展和社会变革。对于中国的管理学院来讲，还要加上服务于国家崛起的使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就师资而言，他们要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能够按照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来开展研究，发表学术成果，以此作为学者之间对话交流合作和认同的基础。课程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既广泛吸收全球最佳实践，又能和本土的使命相结合，并不断调整创新。学生要形成系统化的知识，又能够迅速地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能力，与他们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要求结合起来。

我心目中理想的复旦管理学院，地处上海，扎根本土，服务国家，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管理学院。它的运作架构同世界最好的商学院没有差异，行政团队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教师热爱教育事业、能够发表创新研究成果，学生智商和情商俱高，他们正直、好学，同时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将个人同国家与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教育项目，交换学生，交流学术。最后，我们有充分的资金来源，保证我们追求世界一流的水准，实现我们的使命和目标。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