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强（右）在手术中。 任吉摄

昨天清晨，随着冉冉和妈妈先后拔掉气管插管，苏醒，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夏强教授领衔的第500例小儿活体肝移植宣告成功。

对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这不仅意味着仁济医院由此成为近5年全世界完成儿童肝移植最多的医院，“换肝”技术领跑世界，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个上海的儿童肝移植医生团队，是从“末位起步”走进了世界第一阵列。他们用10年时间攻坚克难，改写了中国人做不好儿童肝移植的历史。

凭什么中国人做不好儿童肝移植？

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的难度，代表了目前腹部外科的最高水平。在仁济医院，此类手术每天在进行中。11月10日，冉冉和妈妈被分别推进两个手术室，医生在冉冉妈的身上取下部分健康肝，与此同时，切除冉冉的病死肝，“种”上健康肝。整个手术5小时，妈妈的出血量不到100毫升。

如此短的手术时间，如此少的出血量，代表了仁济儿童肝移植的世界水准。这家医院的儿童肝移植手术数量已连续5年居全球首位，手术成功率达到95%以上，患儿术后5年生存率、1年生存率均超欧美水平，手术质量跻身国际第一阵列。

“我们的儿童肝移植病例80%来自外地，去年甚至有东南亚患儿‘组团’来手术。此前在亚洲要做儿童肝移植，跑的是新加坡、日本。”仁济医院副院长闻大翔说，仁济就要在儿童肝移植领域打造亚洲医疗新高地。

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近3000名儿童由于各种先天性疾病导致终末期肝硬化，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先天性胆道闭锁。这些患儿的唯一有效治疗就是肝移植，但由于儿童肝移植技术难度太高，太多患儿因得不到救治而夭折——没有有效治疗，80%的孩子会在1岁以内因肝衰竭而死亡。

“肝移植在昨天看来是天方夜谭，在今天做起来困难重重，但只要经过一代代医护人员的努力，也许明天它就是一种常规的治疗方法。”面对临床的困境，夏强教授并不甘心：“凭什么中国做不了肝移植？”

2004年，仁济组建肝脏外科，7个医生，13张床位，从零开始。

直面关键问题，填补技术空白

2006年10月，一台长达13个小时由母亲捐肝给8个月大孩子的活体肝移植手术顺利完成，这是夏强团队在台湾肝移植专家陈肇隆院士带领下开展的仁济医院首例小儿活体肝移植手术。

也是这年，夏强团队申请到上海市第一批市级医院新兴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为在全国开展系统的儿童肝移植治疗及研究迈出了关键一步。

此后三年，他们只做了30多例活体肝移植，且每例都举步维艰。婴幼儿受体与成人供体的体形相差巨大，如何在保证供者安全并损失最小的前提下，切取符合受者需求的供肝？如何进行高质量的血管和胆管重建，确保供肝存活？儿童肝移植有太多技术难题。夏强没放弃，他说，正因为这些困难，才要医者去探索。

依托新兴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夏强团队梳理出4大关键问题：婴幼儿肝移植手术关键技术、免疫抑制剂应用与免疫监控、供受体手术疗效及影响预后因素分析、缺血再灌注损伤基础研究……从手术技术突破到基础研究逐一突破。

过程是艰难的，但这个策略得到了“全面开花”的成果。该团队提出的血管成形和流出道重建技术等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他们还在国际上提出多个“首次”，其中，肝移植后抗病毒研究成果写入德国肝脏疾病治疗指南。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席弗朗西斯·L·德尔莫尼科盛赞“仁济肝移植项目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出色的之一”。

为困难家庭谋社会慈善平台救助

如今，夏强团队完成了全国1/3的婴幼儿活体肝移植，手术时间从最初的13个小时缩短到5-6个小时，手术患儿年龄最小的不到5个月，最大的15岁，1/3的肝移植病人术中根本无需输血，手术中无肝期平均时间仅为40分钟。

技术进步了，生存率提高了，夏强和同事们发现，还有很多家庭因为承受不起昂贵的手术费选择放弃。在他们的奔走下，2011年，国内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的“胆道闭锁儿童之家”成立，它与仁济肝脏外科长期合作，全程救助胆道闭锁患儿。此后，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中芯国际集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很多慈善基金会、企业和爱心人士慷慨捐资。目前，在仁济肝脏外科完成的500余例肝移植患儿中，70%以上得到了社会慈善平台不同程度的救助。

这个从零起步的团队，带动了我国整体儿童肝移植水平的提高，也改写了太多家庭的命运。

文汇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