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到虹口看电影，是上世纪70 年代初，跟着大人从北海宁路上的公交61路终点站绕到海宁路乍浦路口，猛一抬头，一个庞然大物映入眼帘——这就是雄伟的胜利电影院。那时，虹口的高楼不算多，在我这个“杨浦的孩子”眼中，胜利电影院酷似一艘万吨巨轮，正待起锚远航……

 

那次看的电影，是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宁死不屈》，今天看来，它谈不上有多少艺术水准，只是那位女主角让人印象深刻：冷艳，嘴角有一颗骄傲的痣——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叫“性感”。依稀记得，胜利电影院二、三楼的外墙，已被女主角的巨幅肖像海报包围，影院美工师笔下的她，远比黑白银幕传神。

 

那时，海宁路乍浦路口，有四家电影院。胜利电影院位于乍浦路408号，原名“好莱坞大戏院”，由中国人投资，建成于1929年2月，后由德商、英商接办，先后改名国民大戏院和威利大戏院。1942年，更名为昭南剧场。抗战胜利后改名民光剧院。1949年12月易名胜利电影院。它曾被戏称为缩小版的“诺曼底公寓”，建筑立面呈圆弧“V”形，颇有“胜利”气势。

 

 

 

图片说明:胜利电影院

 

能与“胜利”一决高低的，是国际电影院，它位于海宁路330号，原名融光大戏院，由粤商梁湘甫、梁海生等建造，开业于1932年2月。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改名求知大戏院。1946年5月改名国际大戏院。它坐北朝南，一如它“国际”的名字，高端大气，傲视群雄。

 

 

 

图片说明:国际电影越

 

而乍浦路341号的解放剧场和388号的虹口文化馆剧场，则像两位羞涩的村姑，在窄小的乍浦路上深藏不露。解放剧场的低调情有可原，它原是日本东和株式会社建造的东和馆，开业于1932年，座位为榻榻米，专映日本电影。抗战胜利后被作为敌产接收，改称上海文化会堂，是上海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图片说明:虹口文化馆剧场

 

而虹口文化馆剧场，虽其貌不扬，但资格最老，它的前身是虹口大戏院。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此搭建铁皮房子（俗称“铁房子”），定名“虹口活动影戏园”，这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在中国电影史上，虹口大戏院赫赫有名，解放后虽曾两度改名，但老上海人依然习惯称它为“虹口大戏院”。

 

一个路口，四家影院，足以成就名副其实的“电影街”。

 

假如要为虹口设一个人文关键词，除了“鲁迅”、“左联”外，我想不出还有比“电影”更合适的标签了！

 

中国电影放映的历史帷幕，是从虹口徐徐打开的。1897年5月，虹口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最早放映了电影。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铁房子”，开创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新时代。到上世纪30年代，虹口形成了三个“电影放映圈”：海宁路乍浦路、北四川路虬江路和提篮桥一带。“到虹口去”，是“看影戏去”的代名词。有人统计，当年全国正规的电影院不过百余家，而虹口就集结了32家电影院，仅海宁路和乍浦路两侧，就有八九家电影院！

 

虹口，开创了电影历史；电影，又为虹口增光添彩。30年代，虹口出过两位电影巨星：胡蝶和阮玲玉，查她们的履历，竟然都是“虹口人”！胡蝶（1908—1989），出生在虹口提篮桥辅庆里，后随父母移居外地。1924年，全家回上海，搬到北四川路余庆坊；阮玲玉（1910—1935），出生在虹口朱家木桥祥安里，分别在北四川路、虬江路、提篮桥、乍浦路和海宁路居住过……两位巨星成名前的生活轨迹，与虹口的三个“电影放映圈”高度重合！我常想，电影院扎堆出现的虹口，是不是也是孕育电影巨星的土壤呢？

 

海宁路乍浦路的电影院，都是二、三轮电影院，与国泰、大光明等首轮影院相比，设施简陋，但电影票价要亲民许多（仅是首轮影院票价的十分之一），仅此一点，就吸引过不少作家影迷的光顾。

 

“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是一个狂热的影迷，“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每一个影片他必须看两次，第一次是注意看全片的故事及演员的表情，第二次却注意于每一个镜头的摄影艺术，这时候他是完全不留心银幕上故事的进行的。”（施蛰存《文艺风景·编辑室偶记》）另一位作家穆时英，或是以好莱坞女星的形象来设计笔下的女主人公，或是直接把电影当做创作素材来编写小说……一部影片要反复观看、咀嚼，二、三轮影院当然是首选。

 

据赵景深回忆，他和郁达夫“甚至连极小的戏院也要设法寻觅进去观光的，有一次我到武昌路的武昌大戏院（这戏院早已停业了）里去看贾克珂根主演的《贼史》，原作者是英国大小说家狄更司，凑巧就遇见达夫和他的夫人映霞坐在后排。我照例是戴着不大合光的近视眼镜到不大有人坐的最前面几排去……”（赵景深《文人剪影·郁达夫》）回忆中提到的“武昌大戏院”，我没有查到有关史料，但极有可能是位于武昌路口乍浦路东侧的沪江影戏院，这家影院建于1919年，停业时间不详。

 

鲁迅是超级影迷，他家离海宁路不远，常到海宁路乍浦路看电影。

 

从鲁迅日记来看，他去过当时的国民大戏院（即胜利电影院），也到过虹口大戏院。1931年11月13日，鲁迅与周建人、王蕴如以及许广平到国民大戏院观看电影《银谷飞仙》，因内容荒唐，电影未终，他就离席。鲁迅在当日日记注明“不佳”。然后，他们一行又到虹口大戏院看了《人间天堂》，此片质量也差，鲁迅评价为“亦不佳”。1934年2月22日，鲁迅一家又邀请了冯雪峰夫人何爱玉携女儿到虹口大戏院看电影，其时冯雪峰已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其夫人和女儿暂住鲁迅寓所。

 

相对而言，鲁迅去融光大戏院（即国际电影院）的次数较多。1933年至1936年这4年间，鲁迅偕家人及友人前往融光大戏院10多次，观看的影片有《罗宫春色》、《四十二号街》、《豹姑娘》、《珍珠岛》、《孤星泪》和《一身是胆》等，其中不少是风光片和侦探片。有一次，鲁迅看到茅盾的儿子韦韬生病在家郁郁不乐，便跟茅盾商量，想借他的儿子派一派用场。茅盾虽然答应了，但心中不解，后来才知道，那天，鲁迅带着韦韬在融光大戏院看了一场精彩的儿童影片，韦韬的心情大为好转。

 

跟鲁迅他们相比，张爱玲是作家影迷中的后起之秀。在她的小说中，看电影是经常的情节，电影院往往是烘托故事的场景和环境。

 

张爱玲成名前后，正是上海沦陷时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大光明、国泰、和卡尔登大戏院（即长江剧场），上映的仍然是好莱坞电影，这让喜爱原版电影的她大饱眼福。这些影院，也经常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如，她写国泰大戏院：“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多少恨》）她写平安大戏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色·戒》）有人曾分析，“针织粗呢”的门面，原指宁波路上的新光电影院外墙（至今依然保存），张爱玲故意将它移植到了平安戏院。

 

有一阵子，张爱玲也常到海宁路乍浦路来，看的主要是日本影片。当年，虹口大戏院、昭南剧场（即胜利电影院）、东和馆（即解放剧场）和求知大戏院（即国际电影院）已为日本人控制，日本人对孤岛上海的“电影战”之一，就是放映日本电影。据说，张爱玲在《谈跳舞》一文中介绍过的日本电影《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就是在虹口大戏院观看的。

 

不过，虹口的电影院很少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一点，似乎和施蛰存差不多，施蛰存早年常在虹口一带看电影，但他在自己的著名情色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中，提到的电影院却是巴黎（即淮海电影院）、大光明、卡尔登和南京大戏院（即上海音乐厅）。张爱玲很少写虹口的电影院，是否另有隐情尚不得而知。敏感的她，似乎对虹口影院刻意保持着某种距离。

 

令人玩味的是，张爱玲在海宁路乍浦路的最后亮相，却与电影无关。1950年7月，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以“梁京”的名字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大会在解放剧场举行，柯灵回忆道：“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突出。”（柯灵《遥记张爱玲》）

 

 

 

解放初，张爱玲是否在海宁路乍浦路看过电影，似已不可考，但她在这里出席第一届文代会，却留下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前几天，我再次来到海宁路乍浦路，发现已经找不到电影街的痕迹了。虹口大戏院原址，只剩下一块“虹口大戏院遗址”的石碑；解放剧场早已拆掉，341号的门面上矗立着一幢不中不西的建筑，门面上还张贴着封条；胜利电影院的建筑，已被结实的水泥围墙圈了起来，看来，我儿时心目中的“万吨巨轮”，是注定触礁搁浅了。唯有国际电影院，还挂着“××国际影城”的招牌，但与一旁的商场和高楼大厦相比，它显得灰头土脸，郁郁寡欢……

 

 

 

一条电影街已经沉沦，它的辉煌历史，会被轻轻抹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