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员从镜子中探测引力波。镜子由纯二氧化硅打造，每300万个光子入射，只有1个会被吸收。(网络图片)

本报记者　沈湫莎

编者按

2月11日，美国科学家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了爱因斯坦百年前预言的引力波。继发现电磁波之后，引力波的发现开启了人类“聆听”宇宙的新时代。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L·拉斐尔·莱夫在致全校的贺信中提到了“基础科学的美丽和力量”:“它是辛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又是震撼性的、革命性的和催化性的。没有基础科学，最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创新’只能是小打小闹。只有随着基础科学的进步，社会也才能进步。”

这封信在国内又一次激起了关注基础科学、大科学装置，乃至人才培养、经费投入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引发出一系列思考:我们的科研之路怎样走，才能更好?

这次，美国人占得前沿科学的先机多少有一点运气成分:2015年9月14日，刚刚完成5年升级改造的美国激光干涉仪天文台(LIGO)项目尚未正式开机，就接收到了引力波的信号。但运气在其中的成分并不那么多，毕竟美国为探寻引力波，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投入，今天的发现是持之以恒的收获。

不过，又一个“第一次”被外国人摘走，让中国科学家感到了不小的压力。“现在中国科学家可以推说过去投入不足，但这样的‘借口，现在越来越少了。再不能拿出世界一流成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职和无能。”中国的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阿里实验计划”负责人张新民说。

提高中国科研投入的效率，是从引力波“震动”余波生发出的对中国科研体制的思考。

离开基础研究，创新只是“小打小闹”

LIGO探测到引力波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给全校师生发了一封信，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溢于言表:“没有基础科学，最好的设想就无法改进，创新只能是‘小打小闹，。”

然而，尽管百年前的爱因斯坦已经提出了这一预言，但验证它却耗费了几代人的心血。20世纪9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纳·魏斯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用激光的干涉来测量引力波。加州理工的著名引力学家基普·索恩又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让方法更可行。

不过初代LIGO并没有达到探测精度，不少科研人员的大部分时间在于消除探测频率中的噪声，而另一些科研人员还在为如何测量干涉仪的误差而绞尽脑汁。LIGO项目2002年正式开始探测，但直到2010年什么也没找着。前LIGO工作组的科研人员、清华计算机系高性能计算所的硕士研究生郭翔宇回忆，他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就像一个黑洞，半个篮球场大、十来米深，没有一扇窗户。“没有耐得住寂寞、坐穿冷板凳的基础研究，就不会出令人狂热的大成果。”他说，引力波在被探测到前，甚至有很多人不相信它真的存在，而它一旦被发现，那就是开启新时代的发现。

基础研究承受了太大压力

我国的R&D(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过去十年几乎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R&D经费首次超过日本，升至世界第2位，R&D经费投入占全国GDP比重达到2.08%，已经超过欧盟。

然而具体到基础研究，情况就不容乐观了。2013年R&D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为555亿元，占R&D经费比例仅为4.7%。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在15%-25%，2012年美国的比例为16.5%。

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千人、LIGO项目参与者韩森认为，国家还是倾向于投偏应用类项目，这类项目见效快，但像引力波探测这种投资大、周期长、跨学科的项目，一定需要国家的鼎力支持。据悉，在长达几十年的探测过程中，LIGO的投资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先后在该项目上投入11亿美元，是该机构迄今最大的一笔研究投入。

“基础项目不仅难申请资金，而且承受的压力太多。”张新民说，他所负责的“阿里实验计划”，就是2014年提出的，不过筹钱筹了一年多，才勉强把队伍搭起来。这是一个中外合作项目，事实上，国内却连测量微波背景辐射的实验都没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对基础研究的压力之重深有体会。他说，一旦拿到钱，大量的争议立刻随之而来。普通百姓会问，花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政府官员会问，这种太花钱的项目是不是让外国人去干，我们把钱花在能产生GDP的研究项目上?科研经费管理部门和科学家会问，这个研究现在不是热门，为什么要支持?

“最可怕的是做到一半投入断了，只好去羡慕别人的重大成果。”张新民说。

别让不合理制度成为扼杀重大成果杀手

王贻芳心里有根“刺”，当年大亚湾中微子项目预算为1.5亿元，不过按照我国的科研体制，基金委、科技部支持项目的上限在4000万元左右，3亿元以上的项目可以去找发改委，不过这“中间地带”就找不到人管了。为了筹钱，大亚湾中微子项目足足推后了3年时间才开工，而去年中微子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不少人替王贻芳抱憾。

对待基础研究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态度是“重申请，轻完成”。该机构一名官员告诉记者，他们80%的精力都花在研究项目的申请批准方面，20%的精力用来管理项目，而应用型项目的态度则完全相反，以保证让基础研究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完成。

“管理部门应该贴合科学家的需求，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而不能让科学家去‘削足适履，，让科研项目去适应条条框框的制度。”张新民说。

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基础研究是面包，而应用和产业则是面包上掉下的面包屑，一个大国，如果不去做面包，那它就只能永远捡人家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就在今天，我们亲眼见证了引力波的发现，也清楚了解到它将带来的巨大变革，我们还要再错过下一个“引力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