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先生

文汇网讯 1月18日17时25分，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颔先生安详辞世，享年97岁。同样在1月，古建筑专家柴泽俊先生辞世。半个月内，两位山西籍文博大家与世长辞，令中国文博界一片痛惜。

就在这一天，“文寿齐颐·庆祝张颔先生九十七华诞作品展”仍在山西介休市博物馆展出，张颔先生的师友、学生和家人，为庆祝张老九十七华诞，创作了90余幅书画作品。

张颔，1920年1月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贫，未生丧父，九岁丧母。高小毕业即外出谋生，因酷爱文史，博闻强记，苦学成才，成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书法家，资深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是山西省文博事业的开拓者，被誉为“文博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古文字研究、考古发掘及晋国史、古天文学等。

《侯马盟书》

引发海内外学术界极高关注的，是张颔于1976年发表的巨著《侯马盟书》。《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侯马即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是晋国成霸业的基地。1965年冬，因工程建设需要，文物部门抽调全国力量在此发掘，时任中科院山西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颔则兼任侯马东周遗址发掘队队长。此间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带有朱书文字的石片5000余件，对上面黄豆榆钱般大小、扶乩天书般难识的文字，时人一筹莫展，无以辨认。

张颔经过细心的整理，反复琢磨，最终认定，“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究竟是什么说不出来。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么祭祀，跟祭祀有关系”，于是根据这个判断，张颔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发表在当年的《文物》杂志上。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乏善可陈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知名学者王冶秋先生将此文拿给了郭沫若看，郭沫若看了以后，很快写了一篇文章《侯马盟书试探》。文章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应该说，郭沫若的文章对张颔先生是一个极大的启发，从此，张颔先生根据“盟书”这个思路开始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到1973年，张颔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的文字全部辨认了出来，并写了一系列的考证文章。这样，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著——《侯马盟书》随之诞生。 在上世纪80年代，张颔考古发掘、整理编撰的《侯马盟书》被考古学界评选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考古学界公认，《侯马盟书》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义。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上世纪80年代，日本考古学界也专门给张颔发来贺信，盛赞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并邀请张颔赴日讲学交流。

张颔书法

张颔将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研究融会贯通，在晋国史、天文历法、古地理、古文献、音韵学等领域创获颇多，同时在诗书画印方面造诣精深。主要著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作庐韵语》等，另有《西里维奥》《姑射之山》《着墨周秦——张颔先生九十生辰文字集锦》《张颔书篆诀、秦诅楚文》《张颔印存》等刊行。

1月18日，山西文博各界纷纷悼念张老。山西学者介子平说，2016年3月探望张颔先生时，张先生言笑晏晏，出语幽默，温文可亲。而今音容宛在，却已阴阳两隔，心中沉痛难以言述。

据悉，张颔先生出殡时间安排在5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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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颔学术成就

《万荣出土错金鸟虫书戈铭文考释》

1961年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写成文章，考证此器。首先是认字，他认出六个鸟虫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何人？先生认为是吴王僚，名州于者。“于”是“州于”之单称。文章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否定了将单称说成是两字反切的错误解释。还指出，鸟虫书是春秋后期吴越等南方诸国一种艺术字体，故此戈当系南方之器。以往曾有鸟虫书铭文的戈在山西汾阳县出土，当是晋国之器受南方铭文风格影响所致。文章又对照此戈与“吴季子之子剑”的“子”字，字形相同，并逐字比勘此戈与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接着，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庚儿鼎解》（与张万钟合作）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首先考释了该鼎铭文字形，字义，并据铭文的内容判定其为东周时期徐国之器，其主人为徐王庚作为王子时所作之器。根据铜器命名的惯例，定名为“庚儿鼎”。关于该器铭文一些字的诠解，后被收入《金文诂林》一书。至于徐国之器何以流入晋国，文章通过对徐与吴楚密切关系及当时有以“宗器相赂”的史实详加考证，做出了合理解释。文章认为，此鼎当是晋大夫受赂之器，对该鼎的铸造时限也做了可信的推断。由于对这件器物铭文的考释以及其时代的断定，这件器物也就成了在考古学上的“标形器”。此文发表后亦见于日本学者江树治先生的著述中。

《陈喜壶辨》

1952年山西省政府文物室从古董商手中购得古铜壶一件，后来在山西省博物馆公开陈列后引起学者重视，纷纷撰文考证。学者多认为是春秋齐国陈僖子田乞之器，此壶有断代意义。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铭文与壶身纹饰风格不尽似，铭文可能是镶补所加，双耳亦可能是另铸拼接上去的。张颔则认为上述看法均不确当，故著文加以辨证。文章认为仅据残缺的一半字形“喜”即认为陈僖之器，证据欠足，且齐器多书人名不书美号。如器主是陈僖子，按当时齐铜器铭文惯例，应称“陈乞”，而“喜”字亦非美号之字。铭文用字当作“嫠（厘）”，此壶铭文用“喜”字，可知此壶断非陈僖子之器。文章又指出此壶虽然是齐国之器，但谈不上具有断代意义。文章还从工艺铸造上，举出壶耳和簋耳系列的例证与其它器一一比较，证明该器并非镶补拼接之作，而是分范合铸。此文一出，廓清了对该器过高评价或断为伪器的两种偏颇之论，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光裕所作《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中指出、张颔对辨别古代彝器的真伪提供了宝贵经验。

《匏形壶与匏瓜星》

1973年山西闻喜县出土战国时带有鸟头盖的偏颈陶壶。张颔作此文考证该器形制的涵义，指出这件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 “玄酒陶匏”的 “匏壶”，即盛玄酒（水）用的礼器。此类形制的铜器已见于容庚 《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著录的图版“鸟盖瓠壶”。文章又指出，壶形为匏瓜即葫芦的一种，鸟头壶像鸡形。此器轮廓形象恰如古天文星像中“匏瓜星”亦即“天鸡”之象。盖西周时以匏瓜作为日用器物，古人见物形对照以名星象，有其渊源有自。以“匏瓜”为星名，确系中国古代所固有，而非外来的名称。这篇文章是张颔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

人物评价

张颔被称为古文字大家。张颔八十大寿时，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在贺电中称：“由于1978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传到中国，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中国，普遍著称于中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来源：新浪读书、山西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