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日前在西安举行的“体验考古·感受文明”2016年度陕西考古新发现公众报告会上获悉，2015至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环壕外围进行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大量史前墓葬，根据出土随葬品及碳十四测年等相关资料，推断该批墓葬是与杨官寨遗址环壕聚落同时期的大型墓地，系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墓葬总数可能超过2000座，规模空前。

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即最繁盛时代的代表。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的发现，为学术界从宏观上认识杨官寨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据，填补了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等重大课题研究的空白，也为杨官寨遗址保护规划及遗址公园设计方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墓葬总数可能超过2000座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面积约80余万平方米，是一个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2008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官寨考古队队长杨利平说，初步探明，新发现的这一墓地位于杨官寨遗址东北部，经发掘，墓地东界距东段环壕约530米，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目前总发掘面积约1967平方米，共发现该类墓葬182座，分布密度非常大，初步推测墓葬总数可能逾2000座。

在2016年已清理的75座墓葬中，有7座墓葬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墓葬均为东西向，墓葬形制绝大部分为偏洞式(就是以东西向的长方形土坑为墓道，向南北两侧掏挖洞室安葬死者)，土坑竖穴墓较少。个别墓葬的西端(或东端)发现有柱洞，疑似“番”类墓上建筑遗存，是研究当时墓葬排列顺序与葬俗的重要材料。

专家介绍说，此次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该类墓葬的出现年代提前了4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

割体葬仪、织物包裹透露史前墓葬风俗

这些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葬式也基本相同:墓主人均头朝西仰身直躺，人骨保存完整，四肢摆放整齐，足部大多并拢。个别墓葬的人骨附近还发现有疑似包裹的织物，部分人骨有割体葬仪，还有一些戕害女性的现象，暂未发现葬具。这些发现为考古专家研究史前墓葬风俗提供了重要材料。

发掘显示，这些墓葬的偏洞只能放下遗体，加上目前墓葬中还没有发现葬具的痕迹，因此专家们推测，当时应该是用织物包裹遗体直接下葬的。

经过初步鉴定，该墓地居民在人种类型上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关系较近，个体死亡年龄集中在中壮年期，有少量婴幼儿个体，没有发现老年期个体，男女性别比例约0.63:1，女性偏多。

已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较少，仅少数墓葬出土了少量夹砂罐、彩陶壶、陶杯、石壁、骨珠等物品。一座墓葬内出土了一块做工精细的颜料，经检测为提纯后纯度很高的赤铁矿，加工十分精细。最为重要的是颜料中发现有动物胶类的黏合剂，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黏合剂实物资料，表明庙底沟文化先民已经掌握了十分精细的颜料加工工艺。

墓中“壮士断腕”原因成谜

在151号墓葬中，发现一具保存相对完好的遗骨，右手手腕以下没有掌骨和指骨。在后来的进一步发掘中，在遗骨的大腿骨距离臂骨25厘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缺失的手掌遗骨。杨利平认为:“这个位置已经超出了自然位移的范围，因此推测这个人的手腕应该是下葬前就被斩断了的。但是否就是‘壮士断腕’典故的源头?　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展开，或许未来能得到证实。”

据了解，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已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对墓地开展了体质人类学、DNA(全基因组水平)、病理学、同位素、牙结石、腹部寄生虫、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研究，深入了解墓地内人群组成及血缘关系、食物结构及其排列形成过程等相关情况。

同时，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考古队还对其中两座墓葬进行了加固保护并整体打包，不仅使墓葬得以长久保存，还为下一步杨官寨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建设提供了更多素材。

遗址为当时社会大型都邑

据介绍，本次发现的墓地都是小型墓葬，规格相近，随葬品极少，与早年发掘的西门遗址出土大量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形成极鲜明对比，因此，专家推断这是杨官寨遗址普通居民的公共墓地。考古人员走访遗址西侧村民后发现，当地村民建房时也发现过人骨等情况。杨利平推测，出土大量完整陶器的西门外可能有对应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下一步要寻找东区墓地对应的东门遗迹和中央大道。

如果这些推论得到证实，杨官寨遗址就能显现出早期城市雏形。“杨官寨遗址位于庙底沟文化分布的腹心地带，聚落规模巨大，还建造有大型环壕、中央池苑等遗迹，加之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的发现，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杨官寨遗址为当时社会大型都邑。如此一来，西安市的建城史、建都史或将提前至5500多年前。”杨利平说。

(本报西安2月5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