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的奇迹》

 

[肯] 肯尼迪·欧戴德　[美] 杰茜卡·波斯纳 著

 

王楠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汇网讯 “信念就是即便你看不见整段楼梯，也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黑暗无法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无法驱除仇恨，只有爱可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世界里有两种神：上帝和小神。上帝非常忙，他要操心全世界所有人的问题，不一定能顾得上我们。不过，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小神，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他们能给我们很多帮助。”由肯尼迪·欧戴德与杰茜卡·波斯纳合著的《街角的奇迹》日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传奇，这是一本关于爱情与希望，不屈与抗争的书，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女儿切尔西·克林顿，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拳王穆罕默德·阿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蕾曼·格鲍伊等都作了推荐。

 

内容简介

 

肯尼迪·欧戴德在肯尼亚的贫民窟基贝拉长大，曾沦落为街头混混。十六岁时，无家可归、满心绝望的他得到了一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集。受到这本书的激励，他花二十分钱买了一个足球，发起了青年组织SHOFCO，决心把希望带给基贝拉的同胞。

 

几年后，美国卫斯理大学的学生杰茜卡·波斯纳去SHOFCO做志愿者，她不顾肯尼迪的惊疑和拒绝，搬进了他的小屋，要跟基贝拉的人民同甘共苦。在零距离的相处中，两人相爱了。在肯尼迪受到政治暴力的威胁时，杰茜卡帮助他申请到了卫斯理的全额奖学金，带他去了美国。

 

在美国学习时，他们从未忘记SHOFCO的使命。得到基贝拉居民以及社会各界名人的鼎力支持，他们在基贝拉创造出了一片小小的乐土，超过七万六千人不再担心缺水、疾病，并得到创业项目的资助，开启了崭新的生活。他们也将这个模式推广到肯尼亚的另一个贫民窟马萨瑞。基贝拉女子学校的学生每天穿着干净挺括的蓝制服和红毛衣上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雄心，她们的成绩超过了肯尼亚贵族学校的学生。

 

杰茜卡和肯尼迪在其他社区都发起了变革，致力于把同样的决心和热情带进更多的贫民窟。

 

作者简介

 

著者之一肯尼迪·欧戴德

 

非洲最有名的社区组织者和社会企业家之一。他在基贝拉长大，在那里他经历了贫穷中的悲惨生活，并开展了名为“为社区点亮希望”（SHOFCO）的社会运动。在基贝拉人民的变革和创业精神的推动下，SHOFCO成为了贫民窟中的草根社会组织。肯尼迪曾入选“福布斯三十位三十岁以下优秀社会企业家名人榜”，他还是“默罕默德·阿里人道主义奖”的获得者、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以及卫斯理大学的理事。

 

著者之一杰茜卡·波斯纳

 

“为社区点亮希望”的共同创立者。她是一位得到广泛公认的社会企业家和活动家。杰茜卡以美国优等生联谊会成员的身份毕业于卫斯理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专业。2010年，她赢得了“大有所为奖”，获得了“二十五岁以下改变世界的美国青年”的荣誉，VH1电视台直播了颁奖典礼。除此之外，杰茜卡还获得了著名的“绿色回声”奖学金，同时也是卫斯理大学“杰出校友奖”最年轻的获得者。杰茜卡精通斯瓦希里语，目前她和丈夫肯尼迪一起，在内罗毕和纽约两地工作、生活。

 

译者 王楠

 

毕业于同济大学英语专业，加入“美丽中国”公益项目，曾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支教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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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天空的另一半》作者）

 

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我在旅途中见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景象。有几处景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其中一处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里。第一眼看到基贝拉的时候——我该怎么说呢——这里并不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基贝拉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破屋，每当下雨，泥土小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犯罪、失业和性侵在这里是家常便饭。肯尼亚当局对此几乎不闻不问，而西方的援助项目也没能给基贝拉带来什么改变。

 

然而如果你沿着一条小土路往里走，转过一个弯之后，你会突然看到一所现代化的、充满欢声笑语的学校。学校里都是活泼可爱的小学女生，她们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学校门口一个巨大的牌子上写着：基贝拉女子学校。

 

多么好的女孩们！她们用英语叽叽喳喳聊个不停（对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英语是排在斯瓦希里语和本民族语言之后的第二外语），她们的言谈举止既自信又大方。她们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出类拔萃，比很多富人学校的学生们更加优秀。这些朝气蓬勃的女孩与她们破败不堪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我们相信，她们一定能建设出一个美好的基贝拉，也会把肯尼亚变得富强。

 

基贝拉女子学校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教育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肯尼迪·欧戴德在基贝拉贫民窟里长大；科罗拉多女孩杰茜卡·波斯纳在大三时作为交换生来到肯尼亚，与肯尼迪一起在基贝拉做街头话剧的工作。这所学校就是他们两人心血的结晶。当时杰茜卡坚持要和肯尼迪以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这让他们都非常震惊，因为“从来没有白人在基贝拉住过”！杰茜卡强行留在了基贝拉，看到这里的老鼠和厕所，虽然吓得要命，她还是固执地留了下来。杰茜卡和肯尼迪互相学习，她还想方设法帮助肯尼迪申请到了卫斯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尽管肯尼迪既没有高中毕业成绩，也没有SAT成绩）。他们又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一起创办了基贝拉女子学校和一个受众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SHOFCO（为社区点亮希望）。SHOFCO包括一个卫生院、一个净水供应站、一些经济互助项目、一家社区报社和一个女权小组。SHOFCO号召大家反对性侵犯，此外还做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现在，他们已经把这种发展模式推广到了肯尼亚全国的贫民窟。

 

SHOFCO是一段爱情的结晶，也是一个社区发展的实例。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位既了解当地情况，又具有领袖气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位来自外国的“政策专家”可以帮助他们获取海外的经济支援。他们是一个强力有效的组合。如果做SHOFCO的只有外国人，当地人可能会把他们看作钱袋子，向他们伸手索取，或者当地人可能根本不买他们的账。事实上，SHOFCO能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援助计划，而是一场号召当地人民自力更生、互帮互助的运动。肯尼迪和他的朋友们起初只是组织足球比赛，在街头表演戏剧谴责强奸行为。在这些活动顺利开展之后，他们才给这个项目设计了完整的结构，并且建立起了有效的合作关系。

 

我最认同的格言之一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肯尼迪的人生经历完全印证了这句话。认识肯尼迪的人都能看出他与众不同的领导力和热情，但是就算是他这样的人也会轻易地走上歪路。他曾经想偷东西，但幸运的是，这个可怜的芒果贼被抓到后吓坏了，从此记住了教训，老老实实做人。他也曾经和地痞流氓们混在一起，因为愤怒或者失意而走上暴力的道路。但最终他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创造和建设，而不是破坏。他的理想和抱负帮助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有太多的人帮助过他，从童年好友到好心的意大利神父，再到卫斯理大学的招生官，等等，所有的帮助最终成就了他。看到肯尼迪，看到基贝拉女子学校中优秀自信的女孩们，我们就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同样优秀的孩子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损失，也是整个世界的损失。

 

有一种理论认为，贫穷会造成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永不消失，一个原因是身处贫穷的人们常常感到绝望。人们感到绝望，就会自我毁灭，破罐子破摔。这意味着希望可以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在太多的实例中得到了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肯尼迪和杰茜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给人们提供教育、水资源、医疗服务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带给人们希望，让人们看到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并让他们相信基贝拉和全世界的贫民窟都能变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妻子伍洁芳把肯尼迪和杰茜卡的故事写进了我们的书《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这对跨国情侣用希望与贫穷斗争，给无数的人们带去了机会！

 

太多时候，人道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把全球的贫困现象描写得既凄惨又压抑。援助团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描绘出人们的惨状才能筹到钱；新闻记者这样做，是因为新闻行业的特点就是如此——顺利起飞的飞机吸引不了他们，他们只关注坠毁的飞机。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在宣传问题和困难，人们就看不到已经取得的进步，继而对这类问题感到厌倦，丧失信心。肯尼迪和杰茜卡引人注目的故事正是黑暗之中的一缕阳光。不可否认，他们曾经面对无数的障碍，但是他们两个人以及SHOFCO的传奇故事都令人振奋、充满希望、扣人心弦。我希望，各位读者读完他们的故事之后，能有机会去看看他们毕生的事业，走走基贝拉泥泞曲折的小路，也许转过一个街角，你就会看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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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试读

 

肯尼迪

 

2007年12月

 

废弃的牛奶盒堆成的墙，是我和外面炮火之间唯一的屏障。在平时的夜晚里，基贝拉的种种噪声能轻易地穿过这种墙：雷鬼音乐，女人们点着蜡烛卖菜，醉汉们相互辱骂，野狗汪汪乱叫，还有情侣在棚屋中翻云覆雨。但是此刻的基贝拉噤若寒蝉，整个贫民窟都屏住呼吸，就像暴风雨来临时一样，人们祈祷着这场子弹雨赶快结束。

 

我在床底颤抖着，眼前一片黑暗，而且呼吸困难。我感觉到蜘蛛爬过我的背，老鼠嗅着我的脚趾，我一动不动，害怕任何响动都会引来穿制服的人们。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穿制服的人们正在举枪扫射，任何人和物一旦出现在路上，他们就会开枪。我闭上眼睛，默默祈祷那个女孩能活下来。他们来基贝拉，不是为了找她，而是为了找我。

 

自从昨天袭击开始后，我滴水未沾、粒米未进、饥渴难耐。我口袋里还有两美元，这通常至少够我维持一周的生活。但是即便我离开藏身之处，也没有地方能买到食物。附近的商店要么关门了，要么被洗劫一空。通往基贝拉的路被暴徒和穿着制服的非法军警封锁了，谁都无法轻易进出。他们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

 

我听到一轮接一轮的密集枪声。接下来的死寂，几乎和枪声一样令人胆战心惊。我猛地一动，头撞到了离地面极近的床板上。我的狗“猎豹”，开始在门外汪汪直叫。我在心里祈祷着：别叫了，别把他们引来。我僵躺着，等待着脚步声，但只有令人欣喜的寂静。三十分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任何枪响，便慢慢地拖着下半身从床下面爬出来。我的腿麻了，我前后甩着腿，摆脱针刺般的感觉。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前门，拍拍“猎豹”的头，坚定而轻声地说：“别动。”它没有受过训练，只是附近的一条流浪狗，但是我知道，它能感觉到我的紧张。

 

我敲着邻居阿肯依妈妈家金属片做成的锈迹斑斑的门，没人应答。

 

“阿肯依妈妈，求你开开门，是我，肯。”我低声说。

 

她慢慢地过来打开门，一把把我拉进去。她年轻的脸庞憔悴不堪。她抱着五岁的小女儿阿肯依，在女孩脸上我看到同样的恐惧。我又饿又虚弱，幸亏阿肯依妈妈注意到了我干裂的嘴唇。她把留给女儿的粥分了一些给我，我只抿了一口，这就够了。

 

我们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本地电台，把音量调到最小。她已经两天没见过她丈夫了。在基贝拉很多人都被枪杀了。

 

“子弹离我们很近。”我说。

 

阿肯依妈妈泪眼蒙眬地看着我。她的丈夫可能遇害了。正听着收音机，我们听到外面有人悄声说话—锡制小屋和纸板墙根本不隔音。我竖起耳朵，从他们的低语中听到，不止二三十个人被杀，死人多得数不清。我不需要再听下去了，在给阿肯依妈妈的家带来麻烦前，我向她道了谢，然后迅速回家。

 

几小时后，外面还是一片死寂，这时的安静却比枪声更让人感到恐怖。突然，有人在外面小声但急促地敲着门。

 

“肯，肯，你在吗？快醒来！是我，克里斯。”

 

克里斯只比我小几岁，我从他出生起就认识他了。我打开门，看到他惊恐万分的脸。他上气不接下气，在他张口前我就猜到了他要说什么。

 

“肯，快走！赶快离开这儿！一个人拿着你的照片正在到处打听谁看到过你，问你住哪儿。”

 

我让他马上离开，他点点头。他知道那些人随时会找到这儿来，因为他们有枪和钱，足以弄到需要的信息。我看着骨瘦如柴的克里斯，从心底感激他没有出卖我。哪怕基贝拉已经混乱不堪，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人们是多么善良。

 

“猎豹”开始不停地狂吠，接着我听到了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他们还得穿过曲里拐弯的狭窄小巷才能到这里，我算了算，我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逃跑。

 

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给她写封信，告诉她我有多爱她，告诉她我应该听她的，离开这里。告诉她，我无比悔恨，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事情永远没法一起经历、一起见证了。

 

不过，就算我和她一起离开了基贝拉，结果也许还是一样的。可能我们的那些设想无一能够实现。我们多次在深夜计划以后的新生活，但这可能只是个幼稚而浪漫的幻想罢了。她单纯地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单纯被现实消磨殆尽，我会心碎的。我很清楚现实有多么残酷：无论你如何怀揣着信念，奋力抗争，一颗呼啸而来的子弹、士兵匆忙赶来的脚步声，或者一颗被撕碎的心，都能让一切戛然而止。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最终，在我的世界里面临的许多困难会让她感到厌烦，而我也一样会厌倦她的世界带给我的种种挑战。

 

在这里，在基贝拉，我有我自己的梦想。

 

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声哀号。是“猎豹”的声音！他们一定在巷子里射杀了它，但是我没法去看了。我惊慌失措地逃向屋外，心怦怦地跳着。我加快脚步，用宝贵的几秒钟时间给门上了锁。我慌不择路地跑着，寻找可以藏身的角落。这时我看到有一张金属板挡在一条小巷口前，我冲过去，蜷缩在金属板后面，竭力屏住呼吸。我祈求自己发抖的身体不要碰到金属板，以免暴露出我的藏身之处。透过一个缝隙，我能看到我家的门。就在此时，军警们来到了我家门口，他们身穿军装，肩扛武器，整齐划一的装备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

 

谢天谢地，慌忙之中我挤出时间上了锁。他们看到门上挂着的锁，以为我不在家，他们狠狠踹着门，高声地恐吓与咒骂着，随后又气势汹汹地离去了。为了确保他们真的走了，我不知在藏身之处又等了多久。终于，我确定自己安全了。我大口喘息着，浑身颤抖地靠在墙上，长时间的恐惧感和突如其来的解脱感交织在一起，让我几近虚脱。

 

接着，我匍匐着，爬到了我家后面的篱笆旁，翻过篱笆，重重地摔在地上。我的身体像一麻袋土豆似的重重落在地上，但是我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就像我的躯体达到了饱和一样，由于饱受折磨，对痛苦已经麻木。我开始奔跑，尽量躲在棚屋的影子里。我不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哪里，只想不顾一切地逃跑，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实在太难了。我边跑边跨过地上的尸体，尸体还没有被清理掉，人们都不敢面对这惨状——尸体里可能有你的家人和朋友。基贝拉是个尸横遍地的地方。我不怕满地的尸体，而是怕活着的人。

 

最终，当我跑到足够远的地方时，我停下来喘口气，然后掏出手机。我强迫自己定定神，开始拨号。

 

杰茜卡

 

2007年9月

 

已经下午四点了，肯尼亚的太阳还在不知疲倦地炙烤着大地。我盯着手机，盼望有电话打来。我已经在这个临时公交车站等了快两个小时。这里有许多老旧的小巴士，当地人称之为马他图（matatu），车里总是塞满了人，吃力地行驶在路上。公交车破旧不堪，混乱无序，车上的保险杠要么已经变形得无法修复，要么几乎脱落。挤在车里的人们透过车窗盯着我，眼里带着不加掩饰的疑惑，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里很扎眼，开始不自在起来。

 

他在哪儿？公共汽车和马他图在我眼前来来往往，就是不见肯尼迪的影子。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人来说，给他打好几次电话，算不算急切过头？我家里人一直说我太强势，太心急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还是忍不住又拨通了他的电话，问他还来不来。他说“马上就到”。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因为半小时以前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四处张望，想找个地方待着。之前我问一个老人，“亚当斯商场公交站”在哪儿，他一言不发，指了指一个没有标志的马路牙子。我的附近有一个加油站、一个叫“亚当斯商场”的购物中心、一个漆成鲜艳的可口可乐广告红色的报刊亭，还有公交车摇摇晃晃停靠的马路牙子。一辆马他图开过，尘土飞扬，车轮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感觉毛孔里满是内罗毕的灰尘，真想马上梳洗一番。但除了站在这里等他，我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我在非洲的第五天，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离开美国。当我告诉爸妈，我想去肯尼亚交换一学期，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我在说火星语。肯尼亚？去欧洲不行吗，不算出国交换吗？那个讨厌野营、反感泥土、周末去爬山都要全副武装的女儿哪去了？我的爷爷奶奶警告爸妈，除非他们疯了才让我去肯尼亚。我父母当然希望能拦得住我，但是他们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一个一旦下定了决心、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孩子。

 

我本来没打算出国交换。我从丹佛的一个公立高中毕业，申请上了卫斯理大学。在大学里，我发现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我一秒钟都不愿浪费。但是大三时，我最好的朋友达芙妮决定去意大利交换一学期，我不想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卫斯理。

 

达芙妮的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希腊人。她明眸皓齿，身材高挑，活力四射。从小到大她一直四处旅行。她常常对我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行时，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是在书中体会不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节奏轻快的外语听起来像唱歌，哪怕你听不懂，都能被它打动；还有夏末夜晚的偷吻。世界广袤无垠，她鼓动我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直以来，我都不敢去想世界究竟有多大。我严格要求自己，决心做到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价值，因此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中。我害怕如果浪费了时间，就无法实现我的梦想，无法成就“伟大”。七岁时，我爱上了戏剧，也给自己选了一条狭窄难行的道路。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名专业演员，也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要求自己一定要走在“成功之路”上。在卫斯理大学，我废寝忘食，每天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追求完美的愿望让我几乎对外界麻木不仁。我总是担心一旦享受生活，我就会偏离自己的路线。为了放松紧张的神经，我开始和乔约会，并且尽量让自己相信，我会爱上他。一天，我在学习时休息了一会儿，和乔一起坐在图书馆书库的台阶上聊天，而我那周密的日程安排里，甚至连这样的停歇时间都没有。乔看着我说：“我希望我能像你这样，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已经二十岁了，而我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七岁时订的计划。

 

我去了学校的外事办公室，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翻看学分可转换到卫斯理大学的交换项目的资料。这些陌生的地方勾起了我的好奇：一个戛纳的文化和音乐项目、一个俄罗斯的戏剧项目，还有一个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卫生和发展项目——幸亏我对卫生和发展一无所知。

 

我决定要去内罗毕后，从两个高中同学邦妮和贝卡那里听说了肯尼迪。她们在肯尼亚参加过世界社会论坛，这是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的年轻人的大聚会。肯尼迪在论坛上发言，介绍了他创立的机构“为社区点亮希望（SHOFCO）”，组织成员还在大会上表演了一段戏剧。听说我要去肯尼亚交换，她们提议我和这个机构合作戏剧项目，并把他的电子邮箱给了我。整个夏天，我和肯尼迪一直邮件往来，他的邮件总是这样结尾：欢迎来到我的祖国，愿和平与你同在！肯尼迪身上流露出的自信和诚实，打消了我对他的戒备之心。我告诉他，我想和他的组织合作一个戏剧项目。他回复道：“在SHOFCO，我们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成就非凡，不过我们依然渴望学到更多东西。”他没有直接同意我加入，而是让我把简历发给他。我无比紧张，花了好几个小时检查和修改简历，希望肯尼迪能接受我去肯尼亚和他一起工作。

 

来源：新浪读书、当当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