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高铁贯通“三市四省”

▲打造中国工程的核心竞争力，顶层设计是制度安排，全面创新是实现途径，工匠精神是历史传承

———曾赛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工程建设大国，但中国工程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产业链看，还缺乏上下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有效整合模式；从技术链看，技术创新协同体系尚不健全；从价值链看，面向价值链高端业务的竞争能力有待提升。“中国工程”能否棒接“中国制造”顺利走向世界，关系着我国工程产业可持续发展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全面创新，秉承工匠精神，打造中国工程的核心竞争力。

▲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出现已到了“临界时间点”。中国学者初步实现在理论普适性上的自我学术主张与知识变革

———薛小龙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从无到有”的知识体系创新工程，中国学者遵循理论体系形成的一般规律和范式，进行了体系结构化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元素的创造，提出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思维原则、实质性概念、基本原理、科学问题和相应的方法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我国系统科学家提出的、解决复杂整体性问题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充分反映了中国自主性的现代系统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在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创新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从“汗水式增长”到“创新式增长”，中国工程需要探索新空间，打造新品牌

———林翰　(南京审计大学讲师)：在“一带一路”唱响中国工程品牌，特别是要发挥多领域的联动和集成的优势，制定导向明确、路径合理的品牌建设渠道，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努力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

▲一个重大工程现场智能管理时代正在到来

———王红卫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深入运用，正在引发重大工程现场管理的深刻变革，这一历史性变革被称为“重大工程现场智能管理”。近年来，我国一些项目重大工程建设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上，如港珠澳大桥钢箱梁大规模预制生产现场的供应链及质量管理、海底隧道沉管安装施工管理等。

▲逐步实现重大工程决策过程合法化、决策模式制度化、决策行为规范化和决策工具综合化

———刘慧敏　(南京大学副教授)：近年来我国重大工程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与有效的重大工程决策治理体系建设密不可分。例如，港珠澳大桥工程依据“一国两制”特殊国情，设计了特区政府与内地政府之间共同开展决策的权力安排和制约制度、不同类型决策问题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合理配置原则以及争端解决机制。

▲与时俱进地深化重大工程组织模式改革

———乐云　(同济大学教授)：从西气东输工程中的“直接委托国有企业作为项目法人”，到京沪高铁工程引入“社会资本”，再到港珠澳大桥建设中设立“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法人”等等，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探索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改革道路，充分体现了对国际化和市场化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