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代诗人刘禹锡，我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少年时代曾读过他的《竹枝词》《乌衣巷》，也能背诵一些他的名诗，但对他的生平事迹，却一无所知。

后来进大学读研究生，专攻唐诗，指导教师万云骏是吴梅的弟子，精于诗赋、词曲，指定我们重点读两部书，一部是《史记》，一部便是《刘禹锡集》。自此，我对刘禹锡的生平事迹、文学作品和成就地位，才算是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与认识。毕业论文《试论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在《文艺论丛》发表以后，三十多年来，我对刘禹锡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先后又发表了《刘禹锡〈竹枝词〉的音调、形式、内容和影响》《杜甫与刘禹锡》《刘禹锡著作考评》《刘禹锡诗中的哲理》《刘禹锡的七律》《刘禹锡的五律》等一系列论文，共约二十篇。与此同时，我还从各种古籍文献中广泛搜集有关刘禹锡的资料，共积累了四十余万字。

在对刘禹锡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过程中，我对他的个性和为人似乎有了更多的了解。说心里话，同样是唐代的著名诗人，我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杜牧更甚于刘禹锡。这倒并不是我的性格与他很不相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太傲，容易得罪人，有时还太偏执，不像白居易那样随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同时又不失正直。他仅凭自己的才学赢得了在朝中和文人圈子里的地位，个性与柳宗元相近，但恐怕还要犟一些。《旧唐书·刘禹锡传》说他“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其名”，又说他“恃才褊心”，这都是指他恃才任性、疾恶如仇和盛气凌人的一面而言的。

不过，说刘禹锡“恃才”，也没冤枉他，因为他性格中的确有恃才自傲的地方；但说他“褊心”，却似乎有点冤枉了他，因为他毕竟与弹劾过他的政敌窦群重归于好，晚年又与白居易诗词唱和，趣味相投，如果他心胸狭隘，就很难做到这些，也很难与白居易如此交好。

也许正是由于他这种倔强固执、不轻易服输的诗人个性，才使他一生“久落魄”，长期贬谪为外官，被朝廷抛掷于巴山楚水、南蛮荒凉之地达二十三年之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刘禹锡的性格上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他身上也有一些优秀的闪光点长久地吸引着我：他的正直，对事业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对朋友的忠贞和真诚，对父母的孝敬，对家庭的责任，对国事的关心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为官的清廉，达观有为的人生态度，还有他那灿烂的才华，渊博的学识，俊逸的诗句和典丽的文章……

平心而论，他的《竹枝词》清新活泼，含思宛转，在唐代真可以说是独步一时的，而他那些著名的怀古律绝，声调苍凉，寄慨深沉，也足以堪称绝唱……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十余年来，我一边研究刘禹锡，一边也对他始终怀着一种非常矛盾而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我钦佩他的才华，佩服他的骨气和正直；另一方面，我又为他的自傲偏执、疾恶如仇所造成的曲折人生而深感惋惜，对他的怀才不遇深表同情。在他身上，我始终有一种历史的感慨和遗憾，或者说，是对历史的一种感慨和遗憾。这种遗憾一部分是由历史所造成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由刘禹锡的个人性格造成的。

然而，不管刘禹锡的个人性格如何，与自己的性格同或不同，喜欢他或不喜欢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唐代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著名诗人、散文家和哲学家，刘禹锡仍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就我本人来说，从读研究生起就开始研究他的作品，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注定了我与他的缘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刘禹锡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刘禹锡传。但究竟如何写，却始终翻来覆去把握不定。最初总想恢复历史的原貌，写出一个完整、客观、真实的刘禹锡，但随着阅历和对历史的理解加深，感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时下十分流行的“戏说”，添油加醋，凭空臆造，对此我也实在不敢恭维。在写人物传记方面，我比较欣赏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的作品，也曾留心过他的一些笔法和处理方式。他是学历史出身，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懂得尊重历史，但他写的多半都是近现代人物，我写徐志摩传尚可参照，但刘禹锡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年久代遥，整个社会生活背景和文化环境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很难把握，更不能以我们今人的生活观念去随意推测，否则稍不留神，就会出洋相，闹笑话。

思前想后，权衡再三，我决定还是采用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以文学的语言来写出刘禹锡一生的主要活动。所谓尊重历史，就是在现有各种历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加以慎重的考察梳理，尽可能如实地再现刘禹锡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绝不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所谓以文学的语言，就是注意到文字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但绝不乱加发挥，离谱走神。不切实际地任意褒扬或贬抑一个人，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也会降低一本书的价值。

想写刘禹锡传，是我久许的夙愿，也一直视为自己此生定要完成的一个任务。书成之后，曾先后得到马祝恺、杨秀丽二位女士的鼓励及洪本健、陈如江二位专家的支持，并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在此，谨向马祝恺、杨秀丽、洪本健、陈如江、吴兴海，以及使我获得基金资助的所有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如有错漏和不当之处，欢迎各方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