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政府看成具有人格、可以自由思维的主体，对它最有利的管理模式当然是各类大权独揽，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运用权力，从而实现自身利益、自身工作便利度的最大化。因此，前现代“家天下”的政府，只谋求自身利益而罔顾人民群众的诉求，以至于将政府变成了一个肆意挥舞权杖践踏人民利益的“利维坦”（怪兽）。在启蒙时代，霍布斯等思想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必须从消灭“利维坦”开始。然而，虽然各种思想家呼吁消灭“利维坦”，但在巨大的利益与工作舒适度面前，鲜有政府会主动放弃“舒适”、“惬意”、“富足”的生活，将利益与便利让与人民。可以说，政府主动放弃大权独揽的利维坦模式，无疑是一种“自残”、“自虐”行为，在阶级社会中，这几乎是毫无可能的。但在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人人平等，政府与人民群众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完全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放权让利改革，尤其是近年来的“放管服”改革就以历史事实证明了这条规律的存在。

政府展开针对自身的“放管服”革命，为人民做勇敢担当的“雪孩子”

改革伊始，我国就开始了市场导向的“放权让利”改革，将改革的利剑指向各级政府过程中存在不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问题与实践领域，努力将政府管的过多、过细的事务向群众个人、向社会团体、向各类企业转移，努力地将权力过于集中的“利维坦”政府化之为亲民、为民、利民的政府。在经济学的视野里，将自身享有的利益“拱手让人”，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魄力的，这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兼济天下”的胸怀；在政治科学的视野里，将自身享有的权力无条件的分享给别人，更需要勇气与魄力，它需要承受高光之后突感冷落的勇气和“后天之下乐而乐”胸怀。这是一种为了他人幸福“向自己开炮”的勇气与胸怀，这与童话故事中要从大火挽救他人，且明知会融化自己的“雪孩子”的胸襟是一致的，但却超越了与大权独揽、各种权力集中于一身的“利维坦”逻辑的。就此而言，我国各级政府致力于放权让利的改革步骤，无疑是为了人民勇敢地做“雪孩子”的英雄之举。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延续、深化了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一直以来的“雪孩子”事业。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6月28日“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所指出的：“‘放管服’改革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脉相承，是‘放开搞活’历史经验的延续和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实践的重要内容。”“放管服”改革将改革的大刀深入、广泛地砍向政府自身，对政府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所享有的利益展开了广泛的“自身革命”。国务院以身作则，在这届政府任期内大力减少政府的微观管理、直接干预，放手让企业和群众创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经过几年努力，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压减超过了33%，地方各级政府也大力跟进，努力向社会放权让利。放权搞活很快便产生了显著效果，当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资金仅占6%，大头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壮大，甚至京东、阿里巴巴、腾讯、顺丰等产业模式成为了世界典范。

当然，与“雪孩子”冲进大火里拯救他人、牺牲自己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迂腐地将自己“勇敢”地烧化一样，政府大力放权并非要做“甩手掌柜”，同样汇聚了实践智慧。2014年国务院将强化放管结合纳入改革议程，2015年又将优化服务纳入放权议程，使得“放的活，调（控）的好”。放、管、服的协同联动，有效带动了价格、财税、金融、社会事业等领域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雪孩子”政府改革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律性

自启蒙运动开始，人类社会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彼此嵌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律。实际上，所谓启蒙其实指的就是人类社会跨入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形态，它的标识主要有三个方面：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而要实现这三个方面，需要具备两种技术性工具，即良好的政府管理与有效的政府服务。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如果在这五个方面都有所具备，就代表它进入了历史学家所讲的“近代社会”，如果三种自由度更大，则标志着它进入了历史学家所讲的“现代社会”。但从国家治理视角而言，历史学家所讲的“近代社会”、“现代社会”实际上都是“治理现代性社会”，也就是具备了国家治理现代性五个条件的社会，至于这五个条件是否更为充分，只代表它的治理现代性是否更为浓厚。现代性的社会，必然是政府管理、政府服务来发展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社会，也就是政府在其中扮演积极作用的“发展型”社会，这与前现代社会“利维坦”型权力独霸、利益独享的政府管理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就此而言，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社会，必然符合图1所示的发展内涵，它以政府管理、政府服务来促进社会中人的自由、物品流通的自由、思考与思想传播的自由。在自信息社会出现之后，现代性还包括作为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介质的信息自由，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两轮驱动四类自由不断进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动车”，随着动车的不断前进，社会不断进步、不断现代化，直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这种治理现代化“动车”前进的规律，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逐渐实现的规律，它表现在政府管理不断完善、政府服务不断优化的推动下，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信息的自由不断增加，社会各类活力不断迸发，最终使得社会整体上不断进步。

严格说，“国家治理”是特色鲜明的中国概念，具有现代社会治理意义上的时代特征。我国“放管服”改革在“放”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政府自身所掌握的诸多权力和享有的诸多利益，以“雪孩子”舍身救人精神来促进人民的幸福，这种放权让利，正好从不同的侧面促进了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信息的自由；而为了避免“甩手掌柜”使社会在“放”中走向失序所推行的“管”，为了各类自由更易于实现所推行的“服”，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政府管理与政府服务的内容，就此而言，“放管服”服务完全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律，契合了一个国家不断走向现代性，不断实现现代化的现代性精神。

2017年“放管服”改革强调“五个为”，即：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条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实际上就指向了如何让人（包括组织法人）办事更自由的问题，如何让物（产品、货物、商品等）的生产与流通更自由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得市场更完善的问题），如何让创新思想（创办企业、推进科学技术更新等）更自由的问题。2018年“两会”针对“放管服”提出了“六个一”，即：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再一次在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自由之外，又强调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信息自由问题，李克强总理甚至在2018年6月28日电视电话会议上，将信息自由称之为“不打烊的（电子）政府”。李总理针对“放管服”改革还提出：“变政府部门‘端菜’为企业和群众‘点菜’，努力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为群众服务是政府的本分，要把能否做到企业和群众‘办事不求人’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建设成效的一个‘试金石’”，这些设想又进一步更科学地规划了政府管理路径和政府服务路径，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力、各类自由的保障力，它们与“雪孩子”的牺牲与担当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这种精神使得政府持续地推进优质的管理与优化的服务，这完全契合了国家治理不断现代化的规律。甚至我们可以说，“雪孩子”模式的“放管服”改革，不仅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律，它本身就是中国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抓手、一个着力点，在它的推动下，我国各行各业加速地实现治理现代化。

继续以“雪孩子”政府改革谋发展，突破当前发展困局

2018年是世界经济环境走向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剧烈抬头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新式粗暴新贸易保护主义元年”。在这一年，不仅美国频频向我国挥舞“关税武器”，而且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跟进美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激发国内社会活力，促进物在市场上的流通，促进人在社会上行动的自由，促进创新思想的迸发，促进信息联通的自由，是各级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因为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而使国家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虽然我们的“放管服”改革已经颇有成效，人、物、思想、信息已经高度自由，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些地方依然有所欠缺，比如目前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还有1300多项、我国企业开办依然需要22.9天的审批。要解决这些不够完善之处，依然需要发挥各级政府的“勇士精神”，做勇敢的“雪孩子”，展开对自身的革命，以科学的管理、优质的服务，负责任地向社会放权让利，最终激发社会整体活力，以国内市场的兴盛克服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就始终是中国国家治理实践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和理论指导。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