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祖宗一向重视历史学。北宋时的思想家张载要求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出对儒学知识分子宏阔胸襟、远大理想和崇高担当感、责任感的殷切期求。这四句话当然首先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说的，我以为也可以适用于历史学家。“为万世开太平”，历史学家忠实地记录历史，说明历史，总结历史，不能着眼于一时一地的小利、小害，而要着眼于千秋万世的“太平”大业。

我在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毕业后，长时间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3年，应近代史研究所之邀，以“协作”名义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977年，仍以“协作”之名，应邀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编。1978年4月，我被正式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从一介散兵游勇的业余研究者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殿堂。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写中华民国的创立，主角是孙中山。我的任务开始是写《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完成后的任务是修订和重写其中的《武昌起义》一章。1981、1982年，该书上下两卷先后出版。1983年，我被分派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现为第六卷），这一卷的主角自然是蒋介石，大事件是国共两党由合作而分裂，蒋介石从与中共并肩战斗而翻脸成仇，不共戴天。说老实话，这一段历史很不好写。我和我的合作者广泛收集资料，反复修改，用心写了十年，出版后，在海峡两岸都得到好评。在此前后，我读到蒋介石留存在大陆的部分日记类抄，写成若干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我将这部分文章结集成书，这就是许多读者熟知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

自2006年始，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四批陆续开放，我曾四年、四次应邀前去阅览，用时10个半月，读完蒋介石自1918年至1972年长达53年的全部日记，抄回高过尺余的资料。我觉得，这些日记，生前从未公开，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内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难知的政坛内幕，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广泛参考海峡两岸以及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地的档案和文献，做过一百余个专题研究，陆续在海内外出版了三辑“解读”著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四本。

我的追求和体会是：

一是史学贵真实，贵客观，贵直笔，贵实录，贵全面，贵公正。力求有善记善，有恶载恶。有功言功，有过述过。既不能因善而掩恶，也不应因恶而掩善。同样，功不能掩过，过也不能掩功。是一，就不能夸大为九；是十，也不应减缩为三或四。史学家要善于排除各种外在的或内在的干扰，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史实是史学的出发点，一切既往的叙述和观点都要接受史实的检验。正确者存之、坚持之，片面者修订之、完善之，谬误者弃之、否定之。

二是史学贵争鸣。任何人对真理和真相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接近真理和真相的过程。其间，片面、谬误在所难免，在对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和评价上尤其如此。因此，要提倡争鸣，依靠争鸣，片面才能转为全面；谬误才能转为正确。这种争鸣，靠的是摆事实，讲道理。

三是史实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一段话，应该成为历史学家须臾不可忘记的金玉良言。

四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十分重要，也十分复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蒋介石，给予全面、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历史定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无可推卸的任务。蒋介石一生以孙中山的信徒和继承人自居，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有功也有过。他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在他败退台湾以后，中共还曾长期希望和他第三次合作。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做好了，对国民党历史的研究做好了，将有助于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也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之间的团结和共识的增益。

五是蒋介石的日记长达五十多年，为中国和世界同级别的政治家所少见。正确地使用这份资料，结合其他档案、文献，加以比勘、研究、分析，区分其精粗、真伪，相信它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都会有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裨益。现在，这部日记已经广泛为许多学者所利用。

关于蒋介石在台湾的历史，笔者此前已经写过《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蒋介石在台“复职”与李宗仁在美抗争》《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大陆》《蒋介石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蒋介石联合苏联，谋划反攻大陆始末》《尼克松竞选与蒋介石、宋美龄晚年的感情危机》等文，收入本书第二、第三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期待读者、学者的批评、指教。

本文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四》的序言，有删节。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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