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的“去美元化”潮流正在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2019年八月，自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尔.勒夫特博士（Gal Luft）与安妮.科林（Anne Korin）的新书《去美元化：反抗美元和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兴起》（以下简称《去美元化》）出版以来，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必然推动美国霸权的没落。《去美元化》一书认为，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深刻发展，被作者称为“修正主义者”的大国、“流氓国家”、所谓“技术空想家”以及世界各地正在遭受美国制裁的众多实体，纷纷联合起来，他们还借助于新的区块链、5G等技术创新，试图把美元从国际储备货币中除去。

回首近代以来，针对某种霸权货币，并把这种货币从国际储备体系中抹去的历史，已并非头一次，早已有从属于不同时代世界霸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的形形色色货币如埃斯库多、比索、荷兰盾、法郎、英镑等，先后被后来者取代。上述五个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基本上都曾占据近代西方国际霸主地位80-100年，而五种货币充当全球支付“硬通货”的时间也大致相同。

两位作者研究发现，一旦当时在位的“硬通货”不小心垮掉，那么它背后的帝国就会加速衰落。基于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美国的财政金融状况，作者提问说：“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美元或多或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其官方加冕仪式在二战时期才发生，现在一个世纪已过去了，我们该让位了吗？如果是这样，有哪一种单一货币能够取代美元？这种世代更迭将有多快？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实际能做些什么？”勒夫特博士和科林女士预言，当前美元地位在缓慢下跌，可能将成为决定美国霸权命运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因而，基于遏制美元地位下跌的要求，美国必须作出抉择。

美国的衰落将为建立多元化、多支柱的国际金融架构带来机遇。《去美元化》认为，未来美国会发生什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第一，中国已经意识到全球债务陷阱的源头在美国。因为中国持有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外债，随着中美两国有可能滑向“新的冷战”，中国是否“仍然同意（尽管不情愿）维持其美国外债主要持有者的角色”，不可过于乐观。因此美国财政部非常担心中国缩减购买美国国债。“如果中国不愿意购买更多的国债，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借款人了——联储和美国政府本身。美国将被迫提高其债券的收益率，但这意味着更高的偿债成本，也意味着投入国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金减少。”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第二，中国在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过程中，将越来越多把人民币用于全球双边贸易结算。例如，非洲已在大力推进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使用；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了推进人民币使用的协议；中国还在对新兴市场的债务重新定值。

第三，中国为了避开美国当局操纵SWIFT、控制国际结算体系，已经建立了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主要用于与贸易相关的人民币结算。

第四，中国的国有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将他们的产能出口到70个国家和广大的‘一带一路’地区，中国的银行将提供全部资金”，这样就能保证中国实现多赢：“发展中国家可以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与新市场的联系，国有企业保持忙碌和满足，中国享受着进一步互联互通和新市场带来的繁荣。”

第五，中国利用“石油人民币”争夺国际油价定价权。这一策略十分成功，因为在“石油人民币”期货合约推出仅仅一年内，“石油人民币便吞噬了现有石油基准6%的市场份额，注册成交量达2.48万亿美元。”而在历史上，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上市交易第一年，只获得了3.1%份额。另外，2019年初，人民币已经成功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全球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之列，各国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占比超过2%。所以，面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强烈冲击，“美元会遭遇什么？这会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利率以及我们为赤字进行融资的能力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开始思考的问题。”

战略“脱钩”将为中国减少对美国债务的支撑提供政策前提。中国古来的战略思想主张“顺势而为”，五年来，一些异域人士开始不断鼓噪和追求所谓美国与中国的战略“脱钩”，而且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疑虑重重，中国作为美国第一大债权人，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引起美国有关当局的无限关注，虽然美国也承诺减少对债务经济的依赖。例如，十多年前中美就共同指出，两国认识到，中国和美国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负有共同责任，双方承诺就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等问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随着美国私人需求的恢复，美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从保持总体需求和支持就业，转向减少中期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保证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美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国内储蓄而不是外国储蓄。美国致力于走出一条负责任财政的道路。而《去美元化》也建议，美国应与主要债权国就美国未来的贷款需求和模式能够进行认真坦率的对话，评估美国对于各债权国的期望，而且对话应当在央行层面和最高领导层间分别进行，这样美国才能知道可以从外国债权人那里得到多少资金，了解需要在国内筹集多少资金。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首先，我国要继续向美国有关财政当局提出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关切，要求特朗普当局必须减少对于债务经济的依赖性。其次，考虑制约美国联邦债务的定价权，保护我国对美债务投资安全和收益稳定。最后，站在战略全局高度，适时调整对美国国债投资策略。

作者：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教授（本文是在2019年12月10日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去美元化与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兴起”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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