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佑福　来庆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8月20-21日，第二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在沪召开，论坛由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21所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数十家学术期刊的50多位学者与会。

研究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直面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推动中国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在题为“研究中国社会，切中社会现实”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课题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而研究中国社会就必须切中社会现实。我们不能用“应当”和单纯主观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不能无批判地、机械式地运用各种理论，将正确的事物作为无批判性的外界反思。要立足于一国特殊性之上，通过批判性地反思运用到中国社会当中，深入阐释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能把原子式的个体和市民社会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社会，而忽视背后深邃的普遍世界历史和特殊现实历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中马所名誉所长潘世伟教授强调，大规模引进外国知识系统，最终需要消化，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为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所用。要紧扣住“我”，阐释“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处于何种方位？对于“我”的解释，要超越“左”、右之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系统性和规范性的解释力，能够提出对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性解释，使之具备张力、渗透力、人民对话能力和国际对话能力。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未来新的30年应当有一个发展的大逻辑，既不同于建国后的30年，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思考，需要面向外部世界及其变化，面向未来30多年需要做的事情，面向人民，以及面向中国共产党自身。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指出，我们可以从学术系统建构、话语体系建立、学科体系建设、国际视野比较和学术档案挖掘这五个领域来建构原创、完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此基础上，要注重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深层历史探析，挖掘历史背后的古今中西问题；二是当代理论建构，使理论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三是从国际视野出发，通过比较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实。

群众路线能够应对代议民主制的正当化危机

与会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形式化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质化民主。资本逻辑会造成事实上的社会分化，而社会主义则要消灭剥削压迫和贫富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形式化民主和实质化民主不是真假民主之分。西方民主是妥协政治的产物，缺乏任何超验性原则，只能走向程序正义。在不同国家语境中，西方民主和文化移植会产生不同后果，至多只能在程序上而无法在目的上保证正义。中国民主化道路的独特性在于，整个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依赖以原子式个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发育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选举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发展，而是依赖于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党与人民群众辩证关系的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认为：在今天重新激活群众路线，能够应对代议民主制的正当化危机。我们观察今天的美国政治就可以发现，一旦选举结束后，公众的政治参与就沦变成“说客”的政治参与。《纸牌屋》　主角FrankUnderwood面对镜头似笑非笑告诉观众的那句话———“民主被过度夸大了!”道出了代议民主政治的结构性缺陷。代议民主实质上就只有“代表”，而没有民主。面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正当化危机，当代政治理论家的主流方案是加大政治舞台中的公众参与，包括巴伯的“强民主”(strongdemocracy)与哈贝马斯的“辩谈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等，旨在使公众政治参与从变成选择政党与政客，扩展为审议具体的政治操作与政策制定。然而，这些政治方案所面对的一个共同困境就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参政热情低落———即“政治冷漠”(politicalapathy)。巴氏故此称今天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主的去民主化”。规范、程序即便设计得再好，但最终参与辩谈的仍然只是少数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政治精英　(如政客、说客等)，那么它们始终只能是在纸面上“看上去很美”的方案。群众路线的政治实践则确保了群众在日常性的决策制定中的政治参与，从而使群众所面对的生活世界之具体状况在政治过程中得到充分而完足的体现。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