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为全球所热议。日前该书引进出版，为中国读者打开一窥美国战略设想的一扇窗。

为什么艾利森会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是否历史的铁律？书中从雅典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出发，总结分析了历史上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权力转移的案例，帮助读者理性研判当今世界格局。经授权，整理部分书摘如下：

苏联与美国（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严重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想法对当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自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美国人把俄罗斯看成一个衰落的力量：软弱又迷茫；最近，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像是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命令控制型经济和政治模式一再表现出它们早已失效。因此，当我让哈佛大学的学生去读20世纪中旬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1964年版）时，他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这本书预测，到1980年中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将超过美国。

20世纪带有一系列世界大战的烙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后者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战争。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交战方都认为胜利的赌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个国家都准备冒着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死亡的危险去击败另一个国家。经过近40年斗争，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了；华沙条约组织于1990年解体；在1991年的圣诞日，苏联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冷战最终以苏联的悲鸣而告终，而不是以双方所想的最后一次核战争而终结。自1945年以来美国所投入的热战其进展都一塌糊涂，但冷战缘何能如此成功地被化解？政治家们能从中得到何种启示呢？

“冷战”这个词是由乔治·奥威尔在其著作《1984》里面创造的。在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之后，美国和苏联都精疲力竭了。这场冲突迫使它们作为盟友作战，因为战胜纳粹德国需要合作。（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他“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很明显，在把东欧国家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后，苏联军队将留在那里。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努力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策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它的盟友正成为其最大的敌人。

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的九个月后，乔治·凯南（当时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代办）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一封“长电报”，在电报中他警告说，苏维埃认为与美国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凯南说，苏联共产党认为“如果要保存苏联的力量，那么破坏美国社会、抛弃美国传统方式、摧毁美国国际权威都是必要的”。面对这样的对手，美国只能摧毁它或者改造它，才能得以生存。

战后初期苏联的行动验证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这一假设。1949年，苏联测试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对“绝对武器”的垄断控制。尽管苏联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坏，但苏联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快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苏联经济翻了一番，在下一个十年内又增加了一半。苏联经济增长带来的新财富主要用于军事开支。正如冷战期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而后任国防部长一职的罗伯特·盖茨所说：“苏联在25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对国际权力平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是，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演讲“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将埋葬你”的时候，没有人因此发笑。

在核时代之前，这样的威胁将引发全面战争——一场热战，像美国、英国及其盟友刚刚与纳粹德国进行的那场激烈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敌人的无条件投降是最低的作战目标。但是，尽管美国声称有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进攻并击败苏联——事实上美国也认真考虑了这一选择——但它最终没有这么做。在苏联试射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战略家们开始苦苦思索与苏联的竞争，他们知道之前所熟悉的战争形式很快就会过时。

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史上出现了最大的战略想象力的飞跃，从凯南的“长电报”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后来发展为“马歇尔计划”），到保罗·尼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一份奠定了美苏军备竞赛基础的绝密备忘录）。我们现在称之为“智者”的美国领导人为了准备一场从未面对过的新形式战争，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战略。克劳塞维茨教导我们，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其他手段的延伸。当对外政策、外交和谈判手段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国家的利益之后，陆军、海军和空军可以用其他手段继续施加影响。但是如果军队的直接干涉会有导致国家灭亡的风险呢？在此情形之下，必须探索替代性方案。

因此，他们发明了“冷战”作为战争的新手段，想方设法减少主要战斗人员之间的直接交火。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美国和苏联在每一个方位上都进行了系统且持续的互相攻击。这些攻击包括经济战、信息战、隐蔽行动，甚至韩国的代理人战争（苏联飞行员对美国部队进行秘密轰炸）、越南（苏联士兵在那里操纵空中防御系统击落数十架美国飞机）、安哥拉和阿富汗（其中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地方游击队秘密地与苏联军队作战）。

在进行这种新形式的战争时，双方都认识到，“冷”冲突很容易变成“热”战争。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它们暂时接受了许多不可接受的事实，这些包括苏联影响下，东欧国家、古巴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此外，双方围绕美苏竞争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限制性网络——肯尼迪总统称之为“关于现状的不稳定规则”。例如，为了降低突然进行核打击的风险，双方通过军控谈判提高透明度，并增加了双方对于对方不会发动第一次打击的信心。为了避免飞机或船只的意外交火，双方商定空中和海上的精确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竞争者默契地同意“三不原则”：不使用核武器，不直接攻击对方的武装力量，不在对方公认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军事干涉。

对于21世纪的美国学生来说，也许冷战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居然有一个持续了40年之久的、连贯的、两党共同的大战略。现在大多数人都记得“遏制”战略。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复杂的冷战战略，它建立在三大理念之上。第一个理念认为苏联是美国核心利益的存在性威胁——或者说是对美国的国家存亡的威胁。苏联军队威胁要吞没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就像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势力如野火般蔓延一样。苏联不仅巩固了作为帝国外部疆域被控制的东欧国家，而且威胁要颠覆和破坏美国的欧洲盟友（包括希腊、法国和意大利）的内部团结和政权稳定。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说：“苏联不同于以前的追求霸权的国家，它被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所激发，与我们美国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并试图把它的绝对权威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尽管缺乏积极的反应，美国战略家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扩张很快会引发毁灭性的战争和社会经济的消耗殆尽。

美国冷战战略的第二大理念回答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根本问题。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冷战的目的是“保持美国作为一个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完整的自由国家”。这句话值得我们驻足反思。在一个许多国家将“美国领导权”视为一种需求的世界中，美国需要作为全球警察来保卫那些不能或不愿意去保卫自己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冷战专家对“美国第一”的明确承诺将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且对国际主义者具有强烈冒犯性的辞令。但是这些政治家没有对此道歉：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和成功不仅仅是美国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而且是美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这是美国实力在世界上实现任何更大目标的必要前提。

第三个理念建立在第二个理念的基础之上。它呼吁美国转变其历史上对于纠缠错落的同盟关系的厌恶态度。虽然美国可以选择撤退到美国本土这一堡垒里，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前几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但冷战专家判断这条道路在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不再可行。美国为其生存和福祉考虑，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总统的浪漫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尔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可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冷战战略家们认识到，从苏联的威胁中幸存下来将是一个长期工程——非常长期的工程。

冷战事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和战略（两个）重心：欧洲和日本。在一系列措施涌现出来的时候，这些务实且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创造了“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提供基本的全球经济秩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同盟（确保欧洲和日本深深地融入到反对苏联的运动中）；以及联合国——它们都是一个全球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们试图一步步地花上几十年时间来建立全球秩序。这一秩序旨在击败苏联这一对手，从而首先推动美国的和平、繁荣和自由事业的发展，然后扩展到它的盟友，最后惠及其他国家。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 著

陈定定 傅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对抗苏联时，这一战略寻求同时在三线作战中赢得胜利：遏制苏联扩张，阻止苏联破坏美国重要利益，破坏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实践。遏制，即阻止苏联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种阻止可以不采取与苏联军队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通过威慑来达成——使用威胁手段来报复苏联的侵略，将会给其增加不可接受的损失。

对苏联这个对手的破坏开始表现在试图通过干预苏联盟国的内政来放大苏联战略中的矛盾，美国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内部进行了公开和隐蔽的行动，以破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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