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的司令部驻地，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部。各国使馆人员、各国使者、外国记者、国际人士和国际团体频繁往来，不计其数。在战时首都这一舞台上，周恩来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优雅的学识风度，以诚相待的交友之道，团结和折服了所有与之相识的外国友好人士。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

1942年1月18日，重庆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条电讯：“官方正式宣布，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将继克利浦斯任驻苏大使。”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还特地指示《新华日报》发表系列欢送文章。

1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惜别英大使卡尔爵士并致临别赠言》。2月4日，《新华日报》又发表时评《再惜别卡尔大使》和特写《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卡尔大使访问记》。在斗争环境异常复杂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在其机关报连续刊登三文为一位外国大使送行，足见周恩来与卡尔之间的深情厚谊。

周恩来，一位在国统区的中共最高代表；卡尔，一位大英帝国在华的最高使节。原本殊非一途的两人，到底是如何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的呢？

周恩来与卡尔的友谊始于1938年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卡尔出任英国驻华大使，并很快与周恩来在武汉会晤。当时，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发起的“工合”运动获得了卡尔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两人由此深交。经过几次交往，周恩来发现卡尔很少受传统观念束缚，在国共关系中保持中立，是不抱偏见且开朗、有教养的人。当周恩来向卡尔说明共产党人想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时，他表示极力支持。在卡尔的帮助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香港总督的批准并得以设立，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党组织的重要阵地。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为了使国际社会了解事件真相，周恩来在重庆四处开展国际统战工作。当周恩来来到卡尔的寓所，卡尔急切地上前两步，和周恩来紧紧握手。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新四军血洒皖南的真相，卡尔被他的真诚和提供的翔实资料深深打动。他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文中指出，中国内战只对日本有利，促使英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

不久，在卡尔的秘密帮助下，周恩来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挠，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会面，阐述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的事实。居里随后向蒋介石郑重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加上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组织的政治进攻，终于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离华前夕，卡尔邀请周恩来参加他的告别酒会，并赠送一把英军缴获的德国军刀给周恩来。随后，周恩来设宴饯别，回赠卡尔一把新四军缴获的日本军刀，共勉互重之意。

1942年2月4日下午，卡尔离开了硝烟正浓的中国抗日战场。通过四年在华生活，卡尔断言：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他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

费正清：“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一生与中国结缘，和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傅斯年、费孝通、梁思成等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费正清曾两次受命来华，在重庆生活工作近两年时间里，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频繁接触，对共产党有良好的印象。

1942年9月，费正清以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身份被派往中国重庆，历时15个月。这次重庆之行，让费正清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预见“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并且没有足够的有识之士来挽救残局。因此，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反而碰到从延安访问回来的外国记者，“讲起那里的景象时，都带着极为兴奋的神情，就像刚尝过天降甘露一般”。

这一时期，费正清开始主动关注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943年，经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介绍，费正清结识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11月，他来到被外界称之为“神秘的住处”的周公馆。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费正清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位长着浓眉而英姿勃发的代表民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见的才智和天赋的当机立断的才能，并以之为集体主义服务……我们俩用华语交谈，不时夹杂几个英语单词，其余部分则由龚澎帮助翻译。”

对于周恩来居住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费正清同样感叹不已：“在周恩来他们住的阁楼里，臭虫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会渗透屋内，但是他们的思想信念和宗教式热情毫不动摇，仿佛他们就能唤醒全中国。我们都盼望他们诸事顺利。”

费正清再次见到周恩来，是在抗战胜利初期。1945年9月，费正清重返中国，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历时8个月。此时，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周恩来打算设宴感谢居间协调的美国人，费正清在受邀之列。

1946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举办答谢宴。费正清对宴会场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大家分坐两桌，周恩来坐在一桌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坐在另一桌。他们两人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周恩来带头唱歌，我们大家随即跟着合唱，叶剑英用筷子敲着桌子和玻璃杯来打拍子。他们唱的是延安的歌曲。经过多次祝酒干杯后，该轮到我们唱歌了。我们想找一首比较雄壮而生气勃勃的歌。我们觉得眼下流行的美国歌曲，总是一味甜滋滋、软绵绵、充满着感伤主义的情调，可以比得上的，唯有南北战争时期的歌曲，才稍有点雄壮的气魄。周夫人（她从来都用自己的姓名邓颖超）穿着长裤，非常淳朴和富有魅力。”

此后，中共代表团为庆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费正清受邀参加。他看到：“所有我认识的人和许多别的人都出席了。维尔玛和我还曾经与郭沫若夫妇及我们在重庆中共代表团里的两位最知己的朋友，神态轩昂地共同出席了这次畅怀的宴会。我以为，诸如举办宴会等这种热情的表现，以及宴会上看似轻松愉快的气氛，都是中共方面对基于明智的美国政策所取得的谈判成果的一种宽慰之情。谈判的结果使他们在以后的日子中有了活动的机会，加之，他们是一群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杰出信徒和行动家。”

在重庆，费正清还与龚澎、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密切交往，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对中国政局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了全新的判断。他认识到，中共的立党之基是“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而且，每名党员都把“为群众服务和忠于党”作为自己的信条，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使中共领导人具有指导政府的信心，而共产党政权得到民众的默认”。

斯诺：“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

1936年夏，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访问陕北苏区，向全世界首次披露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的真实情况，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生平事迹。此后，斯诺写成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

斯诺在陕北采访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就是周恩来。他在书中形容道：“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的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他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它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团、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根据两人的谈话，可以深切感受到周恩来的坦荡和热忱，斯诺更是对周恩来“深感兴趣”。周恩来考虑到斯诺去保安路途遥远，便送给他一匹马，并亲自为他次日动身做准备，同时发了一个电报给在保安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干部，叮嘱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热情的关怀和细致的态度，使斯诺十分感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奔波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从事国共谈判和统战工作，斯诺与周恩来见面更多了。在武汉，斯诺拜访周恩来，谈到“工合”活动时，周恩来表示支持。他认为，工业合作社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蒋介石抗战，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他还对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

周恩来曾邀请斯诺到珞珈山寓所畅谈，他们从1936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的局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希望他继续到延安和敌后采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周恩来把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送给斯诺，请他向中外人士广为宣传，同时对他护送邓颖超出北京一事表示感谢。原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突袭北京，斯诺利用身份的便利，帮助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顺利通过日军检查，并一路秘密护送到天津，返回陕北。

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是最早获知这一消息的外国记者。他先是震惊，继而愤怒，决定及时向外报道真相。他从香港发出多篇电讯，在美国报刊发表了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此举使重庆国民政府大为恼火，取消了斯诺作为新闻记者的在华采访资格。

临行前，斯诺依依不舍地说：“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回国后，斯诺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积极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正如他所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斯诺与周恩来在抗战烽火中结下的真挚情谊，也成为一段永恒的国际佳话。

海明威：“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

1941年4月，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与夫人玛莎抵达重庆。二人此番来华，一是到远东采访；二是受美国政府派遣，了解战时中国情况，调查国共关系。

国民党当局对海明威夫妇一行十分关注，安排他们在重庆最好的嘉陵宾馆下榻，同时财政部长孔祥熙设宴招待，不久蒋介石和宋美龄也亲自陪同用餐。当时蒋介石刚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美国进步人士更是反应强烈。蒋介石想通过海明威向美国舆论界作宣传，以改变美国人对自己的印象，因此话题总是离不开皖南事变，但海明威不作回答。据玛莎后来回忆，蒋介石夫妇口若悬河般向他们作宣传，但结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起作用。

鉴于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歪曲，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在争取海明威夫妇，打算与他们好好谈一谈。海明威在重庆待了几天，对蒋介石的谎言厌烦透了，他也渴望见到中国共产党人，却为没有机会感到苦恼。

一天，海明威在住处休息，玛莎独自到重庆的菜市场闲逛，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女子走来，悄悄向她打招呼，问他们想不想会见周恩来。玛莎不知道周恩来是谁，回答说得回去问问海明威。事后才得知，这个接头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干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回到住处，玛莎告诉了丈夫，海明威欣然同意。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按事先的约定到街上蹓跶，甩开特务跟踪后来到市场找到王安娜。王安娜带着他们七拐八拐，穿过“迷宫般的小巷”，最后匆忙坐进人力车，用布盖住车斗跑了一段路，来到一间四壁粉刷得雪白的小房间，即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内。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正站在桌子后面迎接他们。

周恩来穿着一件短袖开领的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显得朴素大方。他和海明威夫妇用法语交谈，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无拘束。海明威向周恩来讲了两广战区的情况，周恩来则谈了皖南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还把针对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的两个纪要，拿出来交给海明威，希望他转交美国政府，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作为见证人，王安娜回忆，直到现在，我有时也还回想起与海明威会见的情况。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两三句话，其他时间全是这位著名作家独自讲演。内容与解决远东诸问题有关。

双方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周恩来的良好风范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玛莎回忆，他们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觉得和一位中国人相处，好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她写道：周恩来先生衣着平凡，坐在他那空荡荡的小房子里，但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惟一真正的好人。他可能是个胜利者，假如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

在这次不寻常的会见中，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征服了海明威夫妇。海明威后来撰文写道：“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回国后，当人们问起有关中国的问题时，海明威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将接管中国。因为中国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他还有许许多多的战友。他们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抗战时期，周恩来还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等有过会晤，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亲密交往。周恩来通过灵活多样、深入细致的国际交往，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援。这些国际友人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进而相信、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作者：丁英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范昕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