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无疑是世界文学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场景，而“回故乡”则又是世界文学写作中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之所以要“回”，无非是为了表达这样两种情绪：或游子“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思乡之情，或拉开距离后将故乡与新居地的比较之思，即所谓表现“文明的冲突”之类的文学母题。现在，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也没逃出这样的套路，他以一个黄冈人的身份和姿态一头钻进家乡的历史和乡亲们的灵魂中，创作出《黄冈秘卷》这样一部多少有些“烧脑”的长篇小说新作。

我之所以称其有些“烧脑”，是因为刘醒龙的故乡真是一个有着“嘿乎嘿（黄冈语，表比很多还要多的意思）”说头的地方：明清两朝各中进士276员和335员，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了两百多位开国将帅，黄冈中学高考升学率超过98%；当然，还有那赫赫有名的巴河藕汤……面对这样一片人杰地灵的故乡，刘醒龙，你“回”得去吗？你又如何“回”？

作品以风靡全国的那个与高考密切相关且为多少考生恨之入骨的“黄冈密卷”为引子展开：

“这世界对黄冈的恨有多深，天都不晓得，只有我们自己晓得。我们班已经三次举手表决，要我化装成杀手，杀到你们黄冈来！”

在一个出自高一花季女生充满杀气的来电声中，《黄冈秘卷》徐徐拉开了帷幕，这样的开局难免要逗得不少人误以为作品是在聚焦反思中国当下教育问题，这一枪刘醒龙晃得既虚且实。所谓“虚”指的是作品的主体铺展终究还是在演绎现代以来黄冈地方文化的秘史，而所谓“实”则是那所谓的“黄冈密卷”在作品中时有闪现，其结局也落在了这上面，且和作品主体内容形成某种内在呼应，这当可视为作者结构上精心编织的一种讲究。

文学作品中的“回故乡”，有两个要素必不可少：一是故乡的场景，一是来自故乡的长辈，在这点上，刘醒龙免不了俗。关于故乡的场景，尽管《黄冈秘卷》游走于黄冈县上巴河刘家湾、胜利县和武汉市三地，但主体则毫无疑问的还是黄冈，至于胜利县和武汉市都是由黄冈引发延伸而来。关于故乡的长辈则是以“我们的祖父”和“我们的父亲”“我们”这样三代的自述方式呈现，其中祖父、父亲老十哥刘声志和老十一哥刘声智则是绝对的主角。

如果说“我们的祖父”多少还是作为传统儒家伦理或所谓乡土民间资源的一个符号或一种象征而存的话，那么“我们的父亲”中关于老十哥刘声志与老十一哥刘声智的比照关系，关于修《组织史》和《刘氏家志》的双线设置则构成了《黄冈秘卷》的主干。刘醒龙自己也坦言：《黄冈秘卷》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故乡的再认识，对父辈的致敬。

这种“对故乡的再认识”的焦点就是集中在对“我们的父亲”的再认识。那个被称为老十哥的刘声志人如其名，这位志士青春时代的历史方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乡村织布师的儿子之“志”突出表现为一辈子始终与时势欲望格格不入的那身硬骨头，作品由“轿车”串起刘声志的人生：15岁少年时也曾立誓要为刘家大塆争光，当大官坐轿车，把名字刻在家志上，鬼使神差因福特车入狱，在国教授的启蒙下，明白了“革命就是让这些坐轿车的人也和大家一样用两条腿走路”；“小福特车发夹”是父亲不得不为忠诚割舍爱情的一份遗憾，但若没有对福特车的喜爱，父亲也无法找到组织而开始他一辈子的革命路；把轿车当作“埋葬腐败贪婪的黑棺材”是父亲毕生的志业，他最清楚“路与桥”如何能真正实现“人行车走”的含义。从少年壮志到英雄迟暮，从天下兴亡到儿女情长。老十哥这一身硬骨头的志士又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诀别书》这篇缠绵悱恻而又荡气回肠的短文，他铭记着“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句话，坚信唯有个人的“福利”服从天下人的“永福”，社会才能真正进步。当个人生活与“组织”要求发生矛盾时，老十哥坚决斩断了与海棠的情缘；但这并不排斥他毕生怀念她的那枚“福特车发卡”，还有她舔冰激凌时的可爱动作……类似这样的细节间或出现在作品中，使得老十哥的整体形象在刻板倔强的同时又不时闪烁出几分温馨与柔软，呈现出霸气与温柔、粗犷与细腻、果决与缠绵交织的立体感，因而有了可触可感、可亲可爱的人间烟火。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父亲”中，刘醒龙还特别塑造了一位与老十哥同时出生、姓名读音也相同的老十一刘声智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的谱系中甚至更独特更鲜见，他既是为烘托老十哥刘声志而存在，同时又是另一类人群的鲜活代表。他们的处世哲学如同各自名字一样，一个坚信“有志”（有理想成大事），一个笃定“有智”（有计谋成功业）。与老十哥信奉集体主义精神截然相反，老十一的精神底色就是个人至上；这个在今天看上去还算成功的企业主，一方面认为“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另一方面又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毕生娶了六个老婆，目标就是要生个儿子载入族谱。有意思的是：这 “志”与“智”的毕生博弈，到作品的结局时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老十一最后说：“别看我一直对你不服气，那只是爱面子，其实我心里最佩服的人是你。我刘声智不过是那供人乘坐的轿车，你刘声志才是刘家大塆的路和桥。”这样的反转当然是刘醒龙的刻意为之，是否也是他对家乡文化反思后的某种感悟与心得呢？

或许是为了造成刘声志与刘声智 “双雄对峙”戏码更足的效果，《黄冈秘卷》中还设置了另一条《刘氏家志》和《组织史》的双线并行。前者隐喻的显然只是刘氏家族，是“小家”，相对应的后者则隐喻着革命群体，是“大家”；前者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延续，后者则是革命伦理和价值的记载。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令人玩味：经历“文革”冲击，《刘氏家志》得以幸存竟然是因为老十哥将其藏到了貂猪儿洞中。这个细节的设置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是作者的刻意为之：在所谓“大家”与“小家”之间并非就是那么绝决地水火不容，如何走向融合与平衡或许更是当下人们应该重视和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反思历史虚无主义把革命简化为欲望和暴力的叙事，另一方面更要警惕仅仅以传统儒家伦理或所谓乡土民间资源作为精神道德重建的良药。

作为本文的结束还想说一点，与许多“回故乡”的写作不太一样的是：在《黄冈秘卷》“回故乡”的历程中，“我们的祖父”和“我们的父亲”尚健在，因此这是一次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回”法，耿直性格的主人公老十哥革命、建设、退休的一生既是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写真，也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探索当前社会关切的诸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黄冈秘卷》的“回故乡”之旅又何尝不是一次“在当下”的写真呢？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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