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又至。时下，逛博物馆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人们又可曾知晓，博物馆里得以被看到的很多文物来之何其不易，或曾饱受风雨、穿越烽火、历经流离。然而正因它们的存在，人类文明有了保存、记载的可能，往昔历史有了触摸、凝视的可能，我们与先辈之间有了连接、共鸣的可能。这也是它们值得被守护的最大意义所在。

让我们走近那些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在博物馆里被看到的文物，致敬那些为挽救人类文明结晶所付出的努力，更提醒自己：在今天，文化遗产保护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全亚洲、全世界一起，用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

在中国，曾经上演过一出惊心动魄的国家宝藏“战略大转移”。上万件文物经历长达25年的迁徙，跨越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没有太大毁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这便是故宫文物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危在旦夕。文物南迁以避兵火之乱，此后，这个建议不时被人提出，却也持续站在争议的风口浪尖，直到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才终成一纸决定。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机构的19557箱文物分5批南迁。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瓷器、铜器、玉器以及各种珍贵文献。

从决定到启程，不过数天工夫，其实早在半年前，缜密的准备就已开始。为了给文物提供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故宫人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也特意从琉璃厂的古玩店学来文物装箱窍门。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针对不同类别的文物，还有不同的注意事项——比如，书画等纸质文物千万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

当时，没有人确切知道如此众多的这些文物要去往哪里，停留多久。20来名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便匆匆启程。第一批登上火车的文物从北平西站出发，计划开往南京浦口。一路为躲避日军轰炸，舍近求远，绕道平汉线郑州转陇海线徐州，兜圈上京沪线。等列车到达浦口，人们才发现，浦口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方。一时间，所有文物不得不留在火车上，这对于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来说，绝非长久之计。足足等了一个月，故宫人才收到将文物转运上海的指示。

这些文物暂时保管在上海的法租界，一待就是三年。清点文物时，故宫人用了“沪”“上”“寓”“公”四个字分门别类编号，颇有一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感慨。1936年秋，随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保存库在南京朝天宫落成，所有暂放在上海的文物安然迁至南京。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文物又不得不踏上征途，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在西南“避难”七八年之久。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复归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日后，一部分被运至宝岛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分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众多文物颠沛流离的大迁徙中，十面石鼓的命运尤其牵动人心。这十面石鼓每面重一吨，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也是此次南迁中最重的文物。石鼓出土于唐代，上面所刻的文字，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也是篆书之祖。这些文字可谓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将它们妥善保护好，故宫人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先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南迁途中，它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难，幸运的是又一次次化险为夷：翻越秦岭时，土匪曾盯上运输石鼓的队伍，他们以为这只是普通货物，于是主动撤退；石鼓刚刚离开汉中，它们原先存放的库房就被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石鼓迁回南京途中，还曾两次遭遇车祸，一次在江津广兴乡，司机不小心将车撞上一棵树，一次是车离开黔江后，为避让另一辆车而摔到山下……最终，石鼓奇迹般地保存至今，最近一两年还登上《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而家喻户晓。

文物南迁，其实从踏上征途开始，就不仅仅是故宫人以一己之力在战斗，更是全民护宝的壮举，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兵荒马乱中，老百姓无数次向护宝队伍伸出援手，他们之间也结下深厚的情谊，亲如一家。当年告别乐山安谷乡村民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带来了以当时政府名义颁发、自己手书的6块木匾，分别赠予曾给南迁文物提供庇护的朱潘刘三氏祠、宋氏祠等6座祠堂。木匾上书写的是“功侔鲁壁”四个大字，这是将指乐山民众护宝的事迹，与孔子后人夹壁藏书、让圣人思想得以流传的功绩相媲美。

作者：范昕

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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