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历史题材小说，乡前贤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奠定了一个很高的标杆，这恐怕是无疑议的。他曾起心动念想写一部长篇《杨贵妃》，酝酿了多年，但1924年去西安演讲归来后，感叹那里的“天空都没有一丝唐朝的气息”，遂作罢；此后，施蛰存先生在1930年到1932年期间写出了名作《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之恋》《李师师》，冯至先生在1942年写出了《伍子胥》，就文学意识和表现手法而言，施先生和冯先生做了有力的翻新与开拓。聂绀弩先生受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于1941年写出了历史小说《第一把火》，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又写出了《鬼谷子》和《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写过类似作品的还有郁达夫、冯乃超、郑振铎、何其芳等很多作家，他们各自都留下了不少的短篇佳构。可以说，在民国起始的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中，历史题材的写作是承接有序的。

诗人、翻译家吴兴华在1962年曾着手实现他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依据意大利原文，严格依循但丁诗的原韵译出《神曲》，二是创作了以柳宗元为主角、呈现中唐社会风貌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可惜先生过早离世。而到了1997年，余烬又开始复燃，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复合叙事的手法，创作出版了他的历史题材小说《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和《万寿寺》。

此后的小说创作界，偶有历史题材小说的佳作出现，譬如我的未见面的文友、山西作家唐晋2007年出版的《玄奘：一部通往圣殿之路的心灵史》。这部糅合了意识流的实验性、文体自成一格的长篇佳作，长久以来却受到评论界有意无意的忽视。

以上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勾连出一个清晰的写作主题脉络，他们富有活力的作品提示了我：吾国历史乃是小说题材的富矿，而现代文学自其开端以来，一直存在了一个强韧而不断回旋的书写传统。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和诗人不满足于私己经验的反刍重复，都在尝试以新的手法和问题意识，进入广阔的历史叙事。

欲追踵前辈，我诚心发愿，要写出同样的处理历史题材的长篇《降魔变》和名为《长安、洛阳故事集》的短篇集。

但长篇的写成有一项特殊的要求：它需要较长久的耐心和充分的准备。

诗的写作更像是瞬发性的即兴演奏，时程有长有短，但基本上都可以在几天里写成；倘若搁一段时间再回来改稿，三四天里总归也就可以完成。长篇小说创作就不同，从所需条件来讲，它是需要花费时间（短则半载，长则若干年）去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谋。

起初只是一个念想，一个模糊的愿望。而为保持这个念头和愿望，就需要做周密的准备，寻找培植作品的合宜的壤土。冯至先生为写《伍子胥》准备了多年，我为了写这部敦煌归义军题材的《降魔记》，从起念开始也准备了四五年。光是与唐代史和归义军史有关的书籍占满了四五格，约有一百多本。大量的阅读就是创作的壤土，你必须深深地浸入材料中，才有可能收得新的创获。

围绕了这个创作目标，我的阅读范围里有几部书、几个人这里须得提一下：国内的唐代史、西域史和归义军史研究，荣新江先生很有成就，他主持的《唐研究》，每一期出版我都会收了来读，他早年写成的那册《归义军史研究》自然是较重要的一个参考，因他整理出了一个沙州归义军的大事记；虽然还比较简略，但已能让我大致看出一个长时段的基本面貌。除此，比较重要的还有郑炳林先生主持编成的《敦煌归义军研究专题》的一编、二编和三编，以及最近几年推出的《敦煌讲座书系》中的几部专著、甘肃人民版的《敦煌人物志》和《敦煌大事记》等。

随着资料的摄取，我对张氏归义军过渡到曹氏归义军期间的变迁过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沙州张氏归义军第二代使主张淮深与入京为质归来的张议潮之子张淮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的一系列动乱事件，张淮深一家被杀，亲族内外相争，沙州张氏、索氏、李氏、曹氏各大族之间暗中角力，不正是一个最好的悲剧的题材么？但我读到的很多研究论文，因为有力的实证材料的欠缺，尚存留了许多不能说通的地方。

但这里隐现的人性幽暗面及其互动关系，正是作为小说家的我感兴趣、也能够深入的地方。

阅读材料的同时，我重读了莎士比亚有名的几出悲剧，小说篇首所引的那句话，就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心的读者掩卷之后，自会发现其间的隐秘勾连；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样的话，这里，我想将这句话搬来，而在文字上略作微调。我想说的是，东海西海，人性攸同。

带着这样的期待，为了将之前的念头和愿望变作可见的对象物，我花了半年时间，综合了目前能看到的所有史料，以张淮深时的张氏归义军到曹氏归义军为主要时间节段，扩展整理出了一个更详尽的大事记，也将很多生活风俗的细节糅合了进去。之后，如胶片时代冲印负片一般，人物和事件的轮廓与脉络便开始慢慢地浮现而出了。那些仍然模糊的地方，就要找到人物心理的线索，来给出合理的解释。比之历史学家，小说家掌握了较多的写作自由权，他可以超越实际材料的束缚，来做一些合理的推想和发挥。

年初，图景和文体初定。在开笔阶段，自虚无中，冒出了一个微小的细节的胚芽。运气好的话，它便会自然生长。我怀抱了这个胚芽，走向了往昔人们所生活的未知的领域。但写到最后，我发现他们所处的境遇并非不可理解，古人与我们，其实存在了更多的相似。

到今年四月，胚芽长出了最初的枝叶，我彷彿置身在沙州的时间器皿中，能看到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网鹰人程子迁，少年曹仁贵，尚书张淮深，都僧统悟真和尚，押衙张文彻，军将索仁安……之前敦煌文书里出现的这些名字变成了活生生的人，有血肉，有呼吸，也有悲喜与哀乐。写到三分之一的段落时，书写是自然流动的，心中充溢了微观创世的喜悦。

在小说的中前段，我用三个章节写了张淮深夜袭合黎山回鹘王帐的一场苦战，为后部的悲剧展开做好了铺垫。此后开始探入了人物心理的内层。若干条隧道，通向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悲剧的现场。

这部长篇，我有意在叙事视角上做了一些新尝试，以押衙程子迁和曹仁贵（曹氏归义军的创立人）作为全局关联构思的两个要件，当数个故事线在后部合拢时，他们两个尤其是曹仁贵很自然地就变成了一个枢纽型人物。

长篇小说的写作，是一门独特的技艺，它需要复杂的平衡感。比之前两部佛教题材小说《隐僧》（又名《拉瓦纳的幽灵》）和《无门诀》，这部《降魔变》的架构难度要更大些，不但要结合很多史料，更要跳出史料，形成一个细节饱满、能够自我生成的叙事脉流。后半部的确收束不易，如走平衡木。幸运的是，我走过来了。

《降魔变》

马鸣谦 著

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去年9月21日凌晨的两点半，写出了全篇收尾的一句。

时近中秋，此际的苏州最是温凉宜人，鸟雀的叫鸣也格外好听。任一个植了草木的院落都是一个微型的琉璃世界。因为结束了一次精神上的冒险旅行，完成了一项工作，我感到了一种内外交感的喜悦。

我的很多工作，初始之念都是源于耻感。这部《降魔变》的诞生，应该说受井上靖先生《敦煌》影响不小。高中时从市图书馆借阅读到，那时就很讶异，为何同类题材的创作没能在本国诞生。转耻为志，长久埋于心田之内。至今日，愿望终于达成。

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一向的支持，《降魔变》肯定是无法顺利问世的。

（该文系小说《降魔变》创作后记，略有删节）

作者：马鸣谦（作家，翻译家）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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