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他以模糊的记忆回忆了退位的经过。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老太太不等听完儿子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的哄劝的嘈杂人声。新就位的摄政王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太太正昏迷不醒。一会儿被叫进去看老太太，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了好大一阵儿，老太太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束手无策地等摄政王商量办法，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

家里的老人给我说的这段情形，我早已没有印象了。老人们说，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本能地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破例地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有点模糊的印象。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自己忽然陷入了许多陌生人之间，没有了嬷嬷，也没有了我习惯了的那间屋子，尤其可怕的是在一个阴森森的帏帐中，露出一张瘦削的老太婆的脸，丑得要命。据说我一看见慈禧这副病容，立刻号啕大哭，浑身哆嗦不止。慈禧看我哭了，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不料我一把拿过来就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嬷嬷！要嬷嬷！”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我入宫后第三天，慈禧去世，过了一个多月，即十二月初二这天，举行了登极大典。我后来听人说，这个大典又被我哭得大煞风景。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所谓登极，就是我父亲扶着我坐在宝座上，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礼（在大典上他们站列两侧，不便与文武百官一起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又把我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的时候，这就超过了我的耐性的最后限度，这就难怪我不放声大哭。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而文武百官行的是三跪九叩礼，磕起头来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可就窃窃私议起来了。“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人人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提起过这件事。有一本书里加枝添叶地说，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虎小儿”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有的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们的忧心忡忡和忌讳百端是从哪里来的。只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

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克之，旋败退。

谕：禁学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却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字样，我发现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正是那些埋怨大典煞风景的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就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呈现在宣统一朝来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做皇帝的第三年，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皇朝最后的惊涛骇浪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这么一点印象：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而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莫名其妙，纳闷他们哭什么，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甚至胖老头抽鼻子的声音我都听见了。他边抽缩鼻子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皇帝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大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他给北洋军下了部署，把民军手中的汉阳攻克了，然后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有人对他也有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他也有了朋友。北洋军攻下了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政府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来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经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立刻得到释放，他也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后更是一拍即合，汪精卫与袁长公子克定结拜为兄弟，从而变成了袁的侄辈而兼谋士，自然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动态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在那边又有很大一部分人把袁世凯又看成了自己的希望，后来更被更多的人看成是实现共和的根本依靠。袁世凯自从有了这些新朋友，加上在北京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他就成了多方面行情最清楚的人了。当然，这一切都并非出自偶然，不妨说是他在洹上垂钓两年多的成就。

袁世凯就是这样左右逢源地回到了北京，不到一个月，先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一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了王位，退归藩邸。然后，以接济军用为名把隆裕的内帑挤了出来，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压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就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是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致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所以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的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民方提出实行共和的要求，他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制。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绝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肃然回答：“您放心，我还要设法保全它！”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听了这事，高兴起来了，说：“袁宫保决不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只达到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还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方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是使皇室大感震动。

原来袁世凯这时在民军方面的朋友，已经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特别是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非立宪党人出身的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作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苦心经营梦寐以求的理想，何况他已经察觉了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饶不了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正在考虑间，这时孙中山就任了临时总统之职，他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以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的突然变化的由来。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相，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之后，当天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发生过动摇的人，又动摇过去了。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已宣称，为了对付革命党在各地对满人的仇杀（这是根据谣传的），他决定组织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升允，是蒙古族人，这时也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去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又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族王公大臣做出的姿态，是要拼命的。太后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就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溥伦表示了赞成退位，立刻遭到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也改变了口风，又赞成君主了。

这种情势却并没保持多久。首先是隆裕太后自己吓慌了，其次是这些慷慨激昂的王公们也实在拿不出什么可靠的主意。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作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其中的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约有四五个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张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这次奕劻和溥伦没参加，也就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太后叹气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要我们帮忙得叫摄政王退位，说政治太不好，革命党才要改革的，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禀太后，是这样说的。”

溥伟立刻愤愤地说：“摄政王不是退了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溥伟和载泽出了主意，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又出主意，说从前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后拿出了自己的首饰珠宝赏军，结果士气大振，请太后也学一下这个办法。善耆也支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了出来。在隆裕心里的天平上，这个宝贝刚刚把路易十六的命运给平衡过来。所以她说：“落不着优待条件，不就是亡国了吗？”

“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着，他就地碰起头来。

“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太后仍然不能把打仗加到天平上去。溥伟还是不住地说：“请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对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贝勒说：“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连忙碰头回答。

太后不作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你们先下去吧。”

这时善耆又想起了主题，向太后嘱咐说：“一会儿，袁世凯和国务大臣就进见了，太后还要慎重降旨。”

“我真怕见他们。”太后又叹气……

在这次会议上，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这个事儿放在国会上去，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太后心里的天平又晃动了，优待条件这一边又沉了，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更加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太后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而又是赵秉钧的把兄弟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还不是一样？君主了几年，老主子管的事还不是用用宝？共和了，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可全没有了，咱娘儿们就全完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据各地进行抵抗。这个孩子式的主张根本没人听他的。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到外国学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后来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占领的旅顺，都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去到他们国家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是已决定承认袁世凯政府。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回到家去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被授权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南方的革命党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帝王生活。

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卫中

摘自中国言实出版社《我的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