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18时26分，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公告，宣布柳传志卸任公司董事长及执行董事。

联想的柳传志时代，就此落幕。

作家宁肯曾经在《中关村笔记》里记录了柳传志在35年前创办联想的过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摘编其中的部分章节与读者共同回顾。

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

1985年，或1986年，柳传志第一次到长城饭店参加IBM代理会。那时的联想不过是一个刚刚成立两年不到的民营企业，拿到代理资格已非常自豪。柳传志记得自己那时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穿上了父亲的呢子大衣，先是坐公共汽车，快到长城饭店了下来，打了个出租车，表示是坐车到的。

以为有人在门口迎接，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柳传志后悔打了车。

到了会议厅，柳传志脱了大衣，里面穿的也是父亲早年的咖啡色西装，包括领带。一切好像不是1980年代而是1930年代，像上海滩。会间有茶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第一次看到点心可以随便吃，柳传志就忍不住了，大吃起来。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柳传志都觉得那点心好吃，不少是没见过的点心。

那时完全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收购I BM，更别说做IBM那样世界级的企业的领袖。柳传志记得那时IBM虽有中文环境，但非常不好使，不适应中国的办公环境，那次会上他向　IBM高管推荐联想汉卡，对方极其傲慢，你为他好，你是在帮助他，看上去你倒是在求他。

大公司就是大公司，高山仰止，你能傍上做一个小小的代理就不错了。但柳传志这点好，承认对方的实力，尊重甚至崇敬对方的实力，没二话，但同时也把自己做好。每一次感到对方的傲慢，柳传志都在心里增加一分决心，一种意志，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

柳传志是一个能够把握大势的人，时代的关口到了什么地方，他会义无反顾且又极审慎地做出抉择。

1983年，出于两个原因，他从中科院计算所调到干部局。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看到所里的问题，研究出的东西总是束之高阁，于实际毫无用处，事实上非常荒谬，而他又不是一个能改变课题的人。一方面是干部局的原因，上面看他是个人才，有人望，有辩才，准备在仕途上重用。这两种原因柳传志都非常清楚。

但更加或越来越清楚的是：仕途不是他的路，时代在发生变化，大势已清晰可见：那就是陈春先走出了科学院，“两通两海”已打破体制，表现出一种活力，且这种底下的活力与上边的活力是一致的，这是大势，虽然充满风险，但是是大势。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也真是太穷，太窘迫了，物质匮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人没有尊严，能看到一点转变的机会都会抓住。

以住房为例，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普通市井人心目中是高级人物，但即便像这样的人那时竟然住在自行车棚里，连普通的筒子楼都住不上。自行车棚靠计算所的东墙根儿，房子高仅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被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作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

不久这片自行车棚改造的区域已有相当规模，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被进驻这里的人戏称中关村的“东交民巷”。

租来创业的传达室

所以，当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来找他，希望他能回到所里办公司时，两人一拍即合。

到1984年底，竟纠集了所里的十几个人，曾茂朝大笔一挥给了二十万元开办费，公司正式开张。所谓开张，没有锣鼓，没搞任何仪式，就是公司可以免费使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小平房。多少年后———即使是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收购I BM那天，面对全世界的闪光灯，柳传志也没忘记那间幻觉般的小平房。回忆起来像幻觉，当年可不是幻觉，不再是传达室的小平房腾空后，空空荡荡，满是灰尘。公司在灰尘中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而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打扫卫生。一通暴土扬尘的忙活之后，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来。

会议第二个议程是公司干什么。既是科技公司，当然要做科技，但这只是方向，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不可能马上用到科技开发，当务之急是赚钱，如果不赶快挣钱，人吃马喂二十万元很快就会花光，到时散摊子，大家真要再回所里不是件容易事。

大家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虽然具体干什么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干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先赚了钱再说，有了资本再说。

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谁有路子?

还是小商品吧，这样稳妥，占用资金不大。

电子表怎么样?

对了，旱冰鞋现在很新潮，哎，听说运动裤衩好卖，得了，冰箱彩电现在最缺了，谁有路子？

大家议论纷纷，全是这个。柳传志也是如此。他派出精干人员四下打探，寻找商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周密侦察，终于发现，在遥远的江西省的妇联工作的一个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根据柳传志办事稳健缜密、万事都要留一手的一贯做事原则，必须反复叮嘱办事人员，一定要先验货，再给钱。于是属下带着领导的嘱咐，很快来到了江西，惊喜地看到了那批彩电。

没错，眼睛看得真真的，赶快汇钱，晚了就让别人抢先了。

钱一汇过去彩电却神奇地失踪了。

江西妇联的那位大姐原来是个职业骗子，那批展示的彩电是个障眼法，就像“二战”盟军让好莱坞弄了许多假坦克让希特勒在加莱看走眼。

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一下折了十四万元，还剩六万元。这迎头一闷棍太狠了。因为太狠了，也激起了柳传志内心一种莫名的东西，一种很硬的东西。而这东西过去是柳传志缺乏的。柳传志发热的脑袋一下清醒下来，意识到自己的经验是办公室的经验，甚至是科学院的经验，关起门来自己算老到的，出了门差远了。

二十万变六万还给了柳传志一种东西，那就是彻底，既然已输得差不多只剩下条裤衩，那就也没什么再输的。

为把窟窿堵上，柳传志亲率员工摇身一变成了卖小商品的二道贩子：带领员工在计算所门口摆摊卖电子表、运动衫。这当然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在外面赔了钱，跑到家门口讨饭，脸往哪儿搁?

1985年搬进新家时代全家福

但柳传志就这样黑着脸干了，是的，我输到家了，但我还在干，这就是彻底。卖电子表挣不了几个钱，但就像一种宣言。从现在起没什么可输的了，那就只有赢了，一点一滴的赢。而且说到底也是堂堂正正，劳动所得，汗水所得，不丢人。

这就是那种很硬的东西，硬中有邪，说到底又邪得非常正。

那时“两通两海”———四通的万润南，信通的金燕静，京海的王洪德，科海的陈庆振都已是中关村的风云人物，产值做到上千万，而柳传志在卖电子表。那时没人知道柳传志，知道一点的也是听说他做赔了，在卖电子表。

公司11个人中有六个人抽烟，工资都不高，抽不起好烟，公司来了客人连根好烟都掏不出，羞于出手。

公款买烟招待客人既不恰当，也不自然，比如特具体的是怎么往外掏烟呢？现从抽屉拿吧，不合敬烟的规矩，因为本来敬烟是很私人的，不分你我，拉近关系，你从抽屉里拿算怎么回事，那不就成了公事公办？要不公款买了，每人口袋里装两包，一包自己的，一包公家的？

公司的三个领导商量来商量去———别小看这个细节，很日常的。

戒烟吧，柳传志说，打今儿起我不抽了，说到做到。

柳传志丢掉烟头，踩灭了。从此再没抽。王树和与张祖祥犹豫了一会儿，也灭掉了烟。他们把烟扔到窗外。

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连烟都能戒了，还有什么干不了?

曾茂朝没有追究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的责任，这样布下的一支精兵出师不利，让人痛心，但曾茂朝仍认为这是一支精兵。他们卖电子表，就让他们先卖吧，这是一种砥砺，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种子不死，一旦生出来就会强大。

他们卖电子表说明他们不死。

不死就是生———终于，这支精兵迎来了一次机会。

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家研究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后来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勤离开菜摊直扑科学院设备司，他们的确不是卖菜的，就像一支军队不是种田的，他们对电脑比对菜敏感得多，有一种天生的敏锐与兴奋，如同将军听到了战争的消息。

他们天天跑去游说，争取，磨破嘴皮子，韧劲十足，志在必得。

一支能卖菜的精兵还有什么能阻挡他们？他们拿下了这500台IBM电脑。

确切地说，是把这500台IBM电脑的验收、培训、维修业务揽到手中，也就是说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给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对方，机器以后有了什么问题他们来维修。

500台电脑堆满了两间房，场地狭小不能把电脑一字儿排开验机，只能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搬到另一间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送到各所，再验下一批。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身先士卒，蹬着装满电脑的三轮车吃力地前行，女员工在后面推，挥汗如雨，一趟一趟，是联想的“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多年后计算所的胡锡兰还忘不了那一天往办公室窗下一瞥的情景：

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将近2000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烈日下的柳传志、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挥汗如雨，衣服都湿透了，后来干脆光了膀子，跟天桥的板爷儿一模一样。

柳传志与郭为、曾茂朝、李勤

胡锡兰是曾茂朝的妻子，也是计算所的研究员，可贵的是尽管看到了这“感人”的天桥式的场面，不久胡锡兰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柳传志的队伍中。

他们最终也收获了超过他们预期的服务费。

项目结束的时候，尽管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不超过500台I 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特别是他们的劳动赢得了尊重，他们不光能卖菜，也能像老北京三轮车工人一样卖力气，更能安装电脑、培训技术，维修调试———如果这不是一支精兵还有什么是？

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原订的服务费1%上涨到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的前身，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

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它结束了他们卖菜的决绝的精神练兵时期，“电视机骗局”所密布的阴霾一扫而空，他们终于可以运用知识与名副其实的技术赢得利润了。

他们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历史也在此时展现出方向。

作者：宁肯

编辑：邵岭

责任编辑：李婷

来源：《中关村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