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年画，许多人想到的是门神、灶王、福禄寿三星等寓意吉祥的图案。事实上，除了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年画也是时代的记录者。昨天，一批涵盖全国主要年画流派的87组作品汇聚上海，其中，上世纪30年代革命根据地的年画，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映人民生活迎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年画，令许多观众耳目一新。

选取沪渝两家博物馆所藏的各地年画

此次展览选取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两馆所藏各地年画，共87组作品，内容涵盖全国主要年画流派和典型作品。比如，一幅清代的彩色套印《一团和气》是苏州桃花坞年画的代表作，图中绘一盘腿女童，造型圆润：她头梳两髻，满面含笑，身着宽袍，饰团花，颈挂长命锁，手持展开的横幅，书“一团和气”，点明主题。而一幅《令旗门神》，用色主要为橙色、蓝色、粉红色、绿色、白色，冷暖对比强烈，堪称清代四川绵竹年画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年画起源于民间过年时张挂门神和桃符的习俗。据史料记载，汉代年节就有在门上画门神的习俗，至隋唐五代出现了手绘的年画样式。北宋以后，随着年节习俗的发展，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年画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后人将其称作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的产地遍布全国，南北年画各具风格。最负盛名的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的木版年画，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其中，杨柳青年画因临近京城，深受宋元院画的影响，注重写实，描绘细腻；桃花坞年画出自江南富庶之地，追求重彩异色，呈江南富态；杨家埠年画产生于齐鲁大地，作品质朴简洁、憨厚纯净；绵竹年画深受巴蜀文化影响，人物逼真、造型夸张。

内容在变，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随着时代的变化，年画亦成为一种传递时代信息的重要媒介。比如，此次展出的一幅清代《十美踢球图》，描绘了女子蹴鞠场面，画中有一只升空的热气球，上写有英文字母，可知当时的海外新事物已在民间传播。

到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始出现以抗战为题材的新年画。这些新年画脱胎于传统木刻年画，其宣传内容激发了军民同仇敌忾的昂扬斗志。比如，以“木兰从军”为题材的新年画，调动了人们的爱国情绪，传递了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双喜临门》描绘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拥军爱民，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兄妹开荒》题材源于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王大化、李波创作的同名秧歌剧，依据当时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创作，表现了根据地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敌人封锁，创造物质财富，支援抗战的热情。

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比如，此次展出的《城乡互助、物资交流》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群众踊跃开展城乡互助，进行物资交流，搞活经济的场景。《好庄稼》是一组表现劳动人民丰收喜悦的年画，画面中，田间高粱玉米果实累累，人们正在谈论庄稼丰收，或者正在摘取棉花，院子里人们正在打禾晾晒。《人畜两旺》则记录了草原牧民家庭的生活情景。近处老人身旁儿孙绕膝，一家老少正享受着天伦之乐；远处男子牧民跃马扬鞭，高兴放牧。

“中国年画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在城市中演变，凝聚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勤劳与智慧，饱含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城市史研究部邵文菁表示，虽然时代在变，年画的题材、内容、创作形式甚至用途都在变，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都未曾改变。

作者：李婷

编辑：姜方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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