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种程度上，在中国的日本文学阅读版图里，远藤周作是一个被长时间忽略的作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抛出一个话题：相较日本两位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远藤周作的“流量”似稍显逊色，但为什么他的小说比川端康成的作品“更容易读进去”？

昨天，在上海“最高书店”朵云书院旗舰店举行的“穿越人类的爱与悲伤——远藤周作新书分享与对谈”上，学者罗岗、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生、复旦大学博士后周思，围谈这位日本作家的创作历程。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国内读者接触到的远藤周作作品以《沉默》与《深河》为主，最近，“远藤周作作品系列”之《武士》《我·抛弃了的·女人》《死海之滨》《丑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引进出版，前三部系首次推出中文简体字版本，而《丑闻》也在阔别三十年后以全新译本形式亮相国内。

“川端康成、远藤周作代表了两种类型的日本作家”

张生第一次接触远藤周作，是2006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是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影迷，当时听说有消息他要拍《沉默》。我非常好奇，但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中文译本，只能看了英文的《沉默》。”等到2016年底远藤周作代表作《沉默》搬上银幕前，老马已经足足耗费25年筹备，该片曾获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

"他的小说大部分采用旅行的样式开始，主人公往往通过一场旅行或一场行走发现自我。”在张生看来，相较日本传统的小说风格，远藤周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情感特别浓烈，一下子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极端境界，通过小说提出一些终极命题，包括人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应不应该有信仰、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这些发问把你我从日常生活中切割出来，让我们不得不投入到一个不得不应对的场景中。”他认为，《武士》写的比《沉默》更好，体现了大航海时代的广阔历史背景，在西方人通过海洋把世界连成一体以后，中国人、日本人乃至亚洲人如何看待领略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武士》《我·抛弃了的·女人》《丑闻》《死海之滨》

[日]远藤周作 著

林水福 田建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从四部长篇小说叙事的重心来看，《武士》以日本十七世纪遣欧使节支仓常长的经历为基础而创作，是远藤周作探讨理想与现实问题的巅峰之作。生活在贫瘠小村庄的武士长谷仓六右卫门，被当地藩主选为出访墨西哥的使者，为了却年老的叔父收回家族故地的心愿，他与年轻开放的西、严肃谨慎的田中、敏锐老成的松木一起，在野心勃勃的西班牙通译贝拉斯科的带领下，毅然踏上远渡重洋的漫长旅途。小说中登场的武士，他的生，是远东土壤所浇灌出的生存之道；他的死，是彷徨迷失于西方异文明下的献身之死。

《我·抛弃了的·女人》是远藤周作经过数次肺部手术，大病初愈之后创造的第一部大众文学小说。大学生吉冈努偶然结识了其貌不扬的乡下姑娘森田蜜，他利用生理缺陷博得蜜的同情，在哄骗蜜献身之后将她抛弃。苦苦等待吉冈努的蜜因为误诊，被送至与世隔绝的麻风病医院，病人们的孤独和绝望深深震撼了她。一天，吉冈努忽然收到麻风病院山形修女的一封长信……森田蜜用她平凡的一生，向读者展现了何为“爱”，以及这种“爱”如何把苦难中的人们联结在一起。

《丑闻》是远藤周作首次尝试以长篇推理小说式叙事风格，探讨老年、死亡与欲望——畅销书作家胜吕年近花甲、重病缠身，某日意外目击与自己有着同样面孔的人出现于眼前。那人面目可憎、丑陋下流。与此同时，有关胜吕出入风流场所的流言四起，为揪出幕后之手他开始追寻真相……作品直面人生终究要面对的问题：衰老和迟暮，爱与罪，以及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复杂。《死海之滨》则在双重时空下展开，现代的“我”在死海之滨寻觅圣人的足迹，缅怀在二战中被日本政府迫害的外国恩师；中世纪众人则跟随着圣人见证他如何一步步完成献身。

安德鲁·加菲尔德在《沉默》中饰演主角圣巴斯蒂安

“川端康成和远藤周作，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日本作家。后者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这一序列的作家，相对西化，学西洋文学或现代西洋小说较多，比较符合现代人的感受。”罗岗看过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版《沉默》，他评价，导演在改编过程中，一方面放大了小说中的信仰、人性话题，但他作为美国导演，某种程度上也压抑了或忽略了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日本元素部分。“远藤周作虽说是受到现代西方文学影响，但他毕竟是日本作家。不管写什么类型的小说，最终都是以日式思维在思考他所处的时代命运。外来和与本土的，究竟以怎样的比例滋养并影响其创作，这是值得进一步体会的。”

探访“恶的国度”，他将笔触伸向人心“隐秘的角落”

远藤周作一生荣获过多项文学殊荣。在川端康成、井上靖担任评委的第33届芥川文学奖中，他以《白种人》获奖。三年后，长篇小说《海与毒药》获新潮社文学奖与每日出版文化奖。其后《沉默》获谷崎润一郎奖，《武士》获野间文艺奖。1995年他被授予日本最高的文化勋章，次年病逝于东京，临终之前特嘱亲人，死后将《沉默》《深河》两书放入灵柩之内，自己将与两书永生相陪。

他不懈求索“爱为何物”的姿态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以这套系列中译本为例，译者均为资深日本文学翻译家、研究者——《死海之滨》首次译为中文版，译者田建国为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译有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盐野七生代表作《罗马人的故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等。另三部作品均由知名翻译家林水福操刀，作为远藤周作多年挚友，林水福曾回忆说：“他就把一辈子的作品，包括未来要写的，统统授权给我，可以自行翻译，都不必再去问。”可见远藤对林水福的信赖。

将笔触伸向每个人心灵中那片暧昧幽深的地带，运用细腻复杂的心理描写剥开真实人性百态，远藤周作对“善与恶”的剖析，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最近大热的网剧《隐秘的角落》。“很多时候，许多普通人或小说主人公，都介乎于有信仰与没信仰，勇敢与懦弱，卑鄙与真诚，慷慨与吝啬之间，不好也不坏，也许有时候占点小便宜，但也会把身上唯一一分钱给路边乞丐。”周思认为，远藤探访人性“恶的国度”时，对大家的罪恶、各种各样的欲望、私利持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宽容”，他觉得人有很多无奈，就像武士中你有非常努力仍无法完成的任务，有被命运砸中的时刻……比如《丑闻》就探讨了“恶可不可以被原谅”的深刻命题，“写人的多面性时，远藤并不急于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或是对读者说教人生道理、宗教理论，而是用鲜活丰富的细节去感染打动人，描写人物也不完全通过对话或内心描写，而是用一种让读者得以回味的方式，这是他写作成功的地方。”

罗岗谈到，在宽容多面性的同时，远藤也有“严苛的一面”，“不是说我们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做好，而是在小说中犀利发问：如果你做好人会受苦，那你还愿不愿意做好人，或能不能坚持做好人？芸芸众生的表现自然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好人，这就赋予小说层次丰厚的意味。”在评论界看来，远藤周作的作品，之所以有着超越国界的魅力，很重要的原因正来自他对人类共性主题的深刻挖掘与独特解读，也来自他在编织故事与塑造角色上的高超技艺，他不懈挖掘着人类共性的主题，讲述那些划过每个人心间的爱与悲伤，以极富人文关怀的视野、悲悯深沉的文字穿越他的倾听者。

作者：许旸
图片：出版方、电影剧照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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