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建议历届复旦大学中文系出版专业的硕士生，都要去看《新华字典》。第12版《新华字典》新近发布，70年来，这是一本可以让我们不断超越自己汉语认知的必读书。”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旗下品牌读书会“海上博雅讲坛”日前迎来第200期，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古籍书店里，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从伴随国人成长的《新华字典》出发，回顾了“国民字典”背后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丁声树先生的学术成就。

丁声树（1909-1989）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博古通今而著称，在训诂、音韵、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领域造诣深厚。他曾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编录《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校改《新华字典》，与他人合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汉语音韵讲义》等。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丁声树文集》40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训诂、音韵、语音三部分，下卷包括语法、方言、词典编纂三部分，是目前收录丁声树论著最全的文集。

傅杰介绍，丁声树青年时期即以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奠定了学术地位，受到胡适、傅斯年、吕叔湘等文化名人与学界同行的赞誉。“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详尽解释两个看起来相近的字词区别，很见功力，一下子轰动了。”声名远扬的背后是极度严谨的做学问态度，比如，诗经里“采采卷耳”古今争议不断，丁声树为论证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几乎把先秦文献里的叠词用法都研究个遍，写下力透纸背的《诗卷耳芣莒“采采”说》。还有丁先生读王国维记《魏鹤山（唐韵）后序》的质疑文章，“可以说，每一篇都分量十足，在圈内名满天下。”丁声树所遗留的学术论著少而精，恰如季羡林所言，“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千锤百炼的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除了学术成就，丁声树另一关键词就是编字典。1954年，丁声树开始主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新华字典》，这也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工作。“语言是不断变化的，无关对错，但一定需要规范；语言变化越剧烈，时代变化越快。”顾青认为，汉语的规范性、通用性，直接影响14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交流，而《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这种规范性的具体体现，意义重大。他举起手边正红色封面的最新版《新华字典》，“大家不要以为这部小书，看起来似乎挺简单，其实很难做，半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光是上半年疫情期间，有几十位校对老师轮流看，毫不夸张地说，每一版修订更新时，编纂团队连书里的夹缝留白都看了个底朝天。”

在许多人的阅读记忆和成长道路上，都曾受益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有人把它们称作“无声的老师”“智慧的扁舟”。如今，《新华字典》印行已超6亿册，创造了人类图书出版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块重要基石；走过一个“甲子”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推出了第7版app，积攒下时代的一份“语言史料”。“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经典辞书的出炉与更新，凝聚着几代专家学者的智慧心血，蕴含着大量编纂出版者的付出，汇集了全社会的知识和力量，才能历久而弥新。”顾青如是感慨。

傅杰谈到，丁声树在审定中体现出严谨而有原则的学术作风：他综合历史依据、学理依据、实际社会应用，对每个细节字斟句酌，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至今，《现代汉语词典》扉页仍有对丁声树的特别致敬。“发现自己‘认’字，却不‘识’字，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正因有包括丁声树在内的专家团队怀着谦卑求真之心，字斟句酌、千锤百炼，读者才能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丁声树曾感叹：“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比如，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番”的应用实际，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建言“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的回答是，“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

此外，丁声树曾为审订工作放弃个人研究，多次拒绝优厚待遇、甘于艰苦朴素，这种大公无私、高风亮节的精神，也打动了不少读者。

今年适逢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成立66周年，为了纪念本次活动，主办方特别限量编号定制了66套“宣纸纪念页套装”作为纪念，受到热捧。原计划两小时的活动，延长了半小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读者，为购买最新第12版《新华字典》排起了长龙，有的甚至一口气买下两三本，“自留，也送给亲朋，放在桌上，看到了就很安心”。

图片：主办方、出版方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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