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书界和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千金易得，珍本难买。而瑞典藏书家罗闻达不仅在2010年将花费20多年心血精心收藏的1551种西文汉学著作及手稿转让给了上海图书馆，还立下遗嘱在去世后将生前研究这些著作所使用的总计4991种5698册工具书、参考书悉数捐赠给上图。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汉学收藏。罗氏藏书入藏上图，不仅大大丰富了上图西文图书的收藏，也将提升上海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些藏书缘何会“安家”上海？作为此事的全程参与者、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显功撰文《“罗氏藏书”入藏记》详细披露了它们入藏上海的始末。该文章收录在最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罗氏藏书图录》中。从编撰到出版，这一图录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从上图馆藏罗氏藏书中精选最为珍贵的手稿1种、印本60种，以及罗闻达捐赠给上图的工具书、参考书中选择凸显其读书、藏书趣味的图书10种，供读者鉴赏和参考。在图录的首发现场徐家汇藏书楼，黄显功还将其与罗闻达的通信等见证收藏过程的资料转交上图保管，以此纪念罗氏藏书入藏十年。
2010年11月26日上午，瑞典“罗氏藏书”从外高桥海关保税仓库运抵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这个“罗氏藏书入藏日”是上海图书馆藏书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的时刻。我有幸躬逢其盛，作为此事的参与者，其难忘的过程一直萦绕于脑海中。
上海图书馆的外文文献收藏，以1949年出版为界，之前的外文图书报刊，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并对外服务，1949年以来出版的外文书报刊，在淮海中路新馆提供服务。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外文文献来源多途，最受关注的部分是原属徐家汇藏书楼的旧藏，以汉学特色闻名中外。1956年之后，除并入几处其他藏书机构的文献外，曾入藏了巴金等人捐赠的外文图书，历年购买的外文图书与报刊数量有限。2003年徐家汇藏书楼修缮完成重新开放后，外文汉学文献的补充成为本馆文献采编的日常工作，不时有所增益，直到2008年，因一部汉学研究文献目录的出版，徐家汇藏书楼的文献资源建设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
一
2008年，瑞典藏书家、汉学家兼书商的罗闻达，在瑞典出版了《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的发展》，此书甫一问世，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图书馆的关注。罗闻达的全名是比尔·乐文道尔，罗闻达是与乐文道尔音近的中文名字。他出生于1941年，大学主修数学，也学过音乐、历史和绘画。25岁那年，他萌发了开古书店的念头。1965年，他以6000克朗起步，在乌普撒拉大学附近创办了一家书店。他每两周去一趟斯德哥尔摩的古书拍卖会，从中学到了许多古书知识，入了古书经营的门道。在搜集了一批古书后，1971年去了日本，把书卖给了图书馆。此行使罗闻达认识到必须有系统地建立自己的古书世界，形成自己的藏书特色。于是，他回到瑞典后，开始有系统地搜集著名植物学家林奈的著作和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初版书。林奈的书在日本卖出了好价钱，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骑鹅旅行记》初版书，在2000年也被他卖到了7500英镑。他游走于各大收藏机构之间，销售、交换了无数的珍籍，取得了不错的经营业绩。
但罗闻达更关注西方早期与中国相关联的书籍。这是他在经营古书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国在历史上的影响比日本、印度还要大。当时转向搜集汉学图书的另一原因是这些书的价格相对较便宜。于是，他几十年来乐此不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爱好，由此也形成了他的收藏特色，谱写了他的书林故事。作为书商，他有一个不寻常之处是并不单纯地急于贩卖手头的书籍。虽然他认为每一本书阅读后就该脱手，没有一本不能卖的书，书籍就是应该流通的。但他对于辛勤搜寻得来的西方早期汉学书籍却是边读边做笔记，以做学问的方式进行一本本考证，编辑自己的专藏目录。在西方汉学界编写专题目录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19世纪60年代曾在上海亚洲学会北华分会（亚洲文会）任名誉馆员的法国学者高迪爱（1849——1925），曾编辑出版了五大卷《西人汉学书目》，成为中西关系史研究，特别是西方人讨论中国问题的权威目录。罗闻达的目录补充了高迪爱所失收的珍稀图书，而且在编排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他将所收图书按印刷和出版年代的顺序排列，以此反映中国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也体现了某一时期欧洲汉学的发展脉络。如1500年前有3种书，1501——1600年间收书36种，1601——1700年间收书230种，1701——1800年间收书442种，1801——1877年间收录了840种书。罗闻达在目录中还广泛参考各种公私藏书，著录了较详细的版本信息。2008年《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正式出版，随即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图书馆的关注。罗闻达在完成这一工作后，十分期望让这些书回到华文世界。
二
我国学术界了解到这一消息后，高度重视，积极行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徐文堪、陈克艰在2008年上半年从在瑞典工作的一位美国友人处获得罗闻达所编书目的出版消息后，即联系到为该书撰写序言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琦先生，从他处借到这部书目进行了研究。本希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购买此批图书，经与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吴刚馆长商量研究,在9月18日转向上海图书馆发出了收购建议书。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在建议书上手书：“购买此书，有大益于学术研究，丰富馆藏，更有利于提升上海乃至中国重视文化建设的形象，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特此附笔吁请。”
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转来的函件，我们首次获知了罗闻达目录出版与转让图书的信息。这两位学者在建议书中提出的推荐理由是：
一、这一批藏书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和版本价值。从语种来看,使用的语言有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瑞典语等十多种:从内容来看,涉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历史、宗教、风俗、地理、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重要著作搜罗齐全,并有多种刊本,实属难得;从版本来看,多珍稀善本,其中有些书籍为上述高迪爱书日所失收属世界孤本,而且绝大部分书籍是我国的重要图书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没有入藏的。
二、购买这批书籍将对我国的相关学术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内对中外关系史和国外汉学的研究日益活跃,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少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都苦于看不到西文原著,如果我们将这一特藏引入,并通过数字化等手段使之广为流通,必当大大有功于学术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热烈欢迎。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委托上海社科院每两年组织召开国际性的“中国学论坛”,至今已举办了三届。如果上海购买收藏这批书籍,将是本市乃至全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的基础建设。
三、在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即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之际,收购这批书籍将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众所周知,1924年成立的日本著名的东洋文库( Toyo Bunko),是以英国记者莫利逊(GF. Morrison,i862-1920)私人收藏的有关东方各国的西文书籍为其藏书基础的。这批书原在北京,但因当时中国积弱积贫、国力不振,无法筹款购买,于1917年被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弥购入,国人至今引以为憾。而在当今中国正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如果通过友好商谈,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海外中国学特藏引进,并以合适的方式向公众介绍和展示,无疑将对提升中国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合作起到有益的作用。
徐文堪与陈克艰很期待地认为，如能将书目所载书籍整体购入，将是“是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一大盛事,这是可以预期的。”
对于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建议，上海图书馆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究，并指示历史文献中心组织专家论证和核查书目中的图书。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李天纲，他们审读了书目后，分别在10月24日，26日，郑重的向本馆提出了整体购买的收藏咨询意见，徐家汇藏书楼组织人员将书目与馆藏进行了核对，于10月7号向业务处上报了核查情况汇报，罗闻达书目中前100种图书仅有8种重复，前200种有27本重复，前310种书籍中有38种重复……越是早期的图书重复率越低，同时指出，重复的图书也属于珍本之列，其版本价值仍然很高，值得收藏。于是我起草了“关于购买瑞典罗闻达所藏欧洲汉学文献的请示”上报图书馆，正式启动了“罗氏藏书”的引进工作。
三
徐文堪先生是一位热心的推荐者，自始就主动为上图传递有关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建议，积极促进“罗氏藏书”的引进工作。2008年9月23日，他给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寄来韩琦收到的瑞典冯德堡的信和书目中的部分书影，9月24日，又写信给吴建中，告知了罗闻达的好友冯德堡的个人情况和11月3日将来沪参加会议，并介绍这批藏书，因此，他建议图书馆与之接触一次。这个会议是复旦大学举行的“跨越空间的文化”学术研讨会，因为对这批藏书的兴趣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教授的建议，周振鹤教授邀请了罗闻达来沪参加此次会议，原以为签证问题无法到沪，但最终还是成行到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后中世纪时代关于中国的西方著名文献——包括对中国书籍的译介》的报告，成为会议上唯一既无博士也无教授头衔的报告人。会议期间，周振鹤与他具体地谈到了正准备转让的图书与价格问题，建议罗闻达在报价的基础上8折供货。
11月3日，罗闻达与合伙人冯德堡应约来到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与我、王仁芳一起在中宾室接待了他，周馆长介绍了上海图书馆的文献收藏特色与影响力，表达了我们对这批藏书的收购意向，并坦率地表示，在现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筹集资金困难，希望他们在转让价格上友情考虑。虽然这是供需双方首次见面，但彼此都有深入推进的意愿，那次会谈并没有明确转让的价格。对于冯德堡先生我早有耳闻，他是英国伦敦著名的“寒山堂”书店的创始人，在图书交易方面具有丰富的经历，是西方著名的中国古籍与版画收藏家，创办了以收藏、研究与普及中国木刻版画为宗旨的欧洲木版基金会，与中国许多版画家有交往，那天在图书馆会谈结束后，我为他调出了几部他要看的古版画书。冯德堡在中国文化界的名声大大高于罗闻达，我特地从台湾《故宫月刊》上复印了《我多么想成为冯德堡的收藏》一文，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11月11日，冯德堡发来电子邮件，同意将整体转让的价格从400万英镑降到390万英镑。这是转让方首次调整的报价，成为我们之后继续讨论价格的新起点。
上海图书馆根据新情况，多次研究引进方案，在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仪式的间隙，吴建中与周德明向参加活动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陈东副部长作了口头汇报。之后馆领导指示业务处吴建明处长和我联系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以下简称中图公司），请该公司代理图书进口的一切手续,接着向上海市委宣传部作了书面请示汇报，请求予以支持。
四
2009年是“罗氏藏书”引进过程中波澜起伏，彼此不断沟通，增进互信的重要阶段。一月份，中图公司研究决定全力协助我们购买“罗氏藏书”。1月22日，我向周馆长汇报了中图公司的决定和令人感动的消息，若上海图书馆支付书款发生经费困难时，将为我们先行垫付，并不惜贷款为之。次日，周馆长即电邮吴馆长等人，建议出具本馆委托中图公司代理此事的书面证明，以明确其与外方对接商务流程，上海图书馆组成吴建明、黄显功等人的工作组全程参与，此项布置得到了吴馆长的同意，中图公司随后与罗闻达进行了直接的联系。
2月11日，中图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峰给我发来电邮，告知瑞典方面已来反馈。我随即向周馆长、吴建明报告，外方在等我们出招了，本馆随即又多次对如何报价进行了研究。
2月22日，徐文堪给吴馆长来信，转述了与韩琦通话的情况，罗闻达从泰国与韩琦电话中提及了上海图书馆“正通过一家中介机构与其商谈购书之事”。徐文堪很关注我们商谈进展，并热情的表示如需韩琦“从旁做些推动和帮助的工作，他当亦很乐意。”吴馆长接信后指示我今后直接与徐先生联系，向他介绍情况，必要时请韩琦协助沟通。
2月28号，徐文堪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与您通过电话后，我与韩琦兄通电话，托他就我们所谈之事与罗闻达联系一下，他表示同意，并在当天给他（罗闻达）发了邮件。今天韩兄给我打电话说罗的夫人刚给他复信，告以罗已去巴黎，与贵馆的商谈至本月底，其他未多说，也未提及是否会延期，但他证实了现在确实另有一个买家（具体是谁没说）。”之前我与徐先生联系时只告诉了办公室的电话，而28日恰是星期六，他未能及时找到我，所以写信告诉了我们最新出现的情况。
与此同时，中图公司与外方进行了多次商务洽谈，23日陈峰在给我电邮中通知了进展，冯德堡要求中图公司在2月底完成转让的最后协议文本。这个要求显然是操之过急了。因此，馆领导决定，一方面向市委宣传部汇报，一方面请中图公司向外方明确表示完成协议在“月底是不可能的。”
3月11日，中图公司陈峰来信证实“外方说已经和另外一家”正在洽谈转让之事。经过中图公司的反复说明，外方同意再等一段时间。对此，我们已经预料到书目出版后的社会反响，出现收藏此批藏书意愿的机构不可避免，而卖家选择买家也是商界常态，我们对此既要泰然处之，同时应继续努力。我从3月26号徐文堪给我来信中传递的“昨天韩琦先生又从北京打来电话”中得到了证实。在信中，徐先生向我推荐了一本团结出版社的最新图书，杨植峰著《帝国的残影——西洋涉华珍籍收藏》，“书中提及一些当下国际市场价格，虽然收的不多，但可能略有参考价值，可与罗藏目录对照看看。”接信后，我马上请书店为我买到了此书，其中的内容有助于增进对“罗氏藏书”的了解。
3月19日，上海图书馆得到市委宣传部的明确指示后，迅速部署了一系列工作，吴建明在之前与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征询的基础上，在经费筹集、报价方面制定了操作方案，经馆领导形成了共识后，即通过中图公司传递了信息。3月30日，陈峰在电邮中发来了准备给外方的信稿，在转让费处留空，等待我们的决定。上海图书馆在面对多家竞争谈判的情况下，再次阐明了本馆收藏西学文献的特点与优势，在前一段沟通的基础上，报出了离岸价320万英镑的新价格。在之后与外方的往返洽谈中，本馆与中图公司始终锁定这个价格不加价，虽然中间又出现了日本的意向买家。但我们坚信，有决心，有担当，有能力，有优势此四项条件其他竞争者并不同时具备。5月4日，上海图书馆举行行政例会，在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决定选派人员亲赴瑞典藏书现场考察，当面落实谈判的内容，再次明确由周德明副馆长牵头负责“罗氏藏书”的引进工作。
进入2009年5月，中图公司作为本次图书交易的中介，以专业的商务沟通能力和规范的国际贸易规则，与外方进行了深入的联络，获得了外方的互信，中图公司为此起草了意向书，以稳定图书持有者，为正式签订合同创造基础。同时中图公司还对如何利用财政、海关方面的优惠政策向图书馆提出了实施建议。
为了进一步落实“罗氏藏书”的引进，经上级领导同意，上海图书馆吴建明、王仁芳，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刘志华副总经理，刘怡茜四人组团，于11月8日至13日赴瑞典。11月9日上午，代表团应约前往罗闻达的寓所和存放图书的银行，对1700年前出版的全部藏书和1800年前的部分图书与书目进行了逐本核对，并对这些图书的封面、书脊和书名页分别拍摄了照片，随后与罗闻达就图书的进出口和付款交接等细节进行了沟通协商。吴建明针对他们请律师起草的合同文本，表达了四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我馆有兴趣收藏这批图书，大半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向政府申报项目，安排落实经费，可以反映出我们的诚意；二是图书的验收交接地必须在上海；三是图书验收以后付款，在到达地接收图书后付款是国家的财务规定。刘志华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大宗款项向境外支付，必须提交合同、图书进口报关单和进口图书增值税的支付发票。对此说明他们表示不能接受，要求必须在收到定金（是所有款项，而不是部分）后才能发货，也可以由中方派人去瑞典点数装箱，甚至睡在书的旁边，前提是收到货款。在罗闻达的寓所，中外双方都坚持自己的底线，局面一度僵持。最后，外方建议中方找一个拍卖公司为第三方，由他们先行垫款，图书到达上海或北京点收确认后，再与拍卖公司结算，按此运作费用要增加25%，但我们没有超额的经费，此方案不可取。鉴于双方的意见差距太大，中方表示回国后在一个月内给予回复。四是双方在图书的交易过程中一旦发生问题,可以友好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应在第三国进行仲裁,如新加坡,而不应在瑞典。
对此我请示周馆长，不妨找韩琦出面斡旋，获准后，我即赴北京。我与韩琦并无交往，只是在2008年我在首都图书馆主持“图书馆藏书文化与藏书票研讨会”时，在参加者名单中，见到过他的名字，因此我请首都图书馆的马文大代我联络邀见。那天正值北京德宝拍卖公司在首都图书馆举行古文献秋季拍卖预展，傍晚抵达图书馆后，陈坚副馆长热情地邀请了看展的故宫翁连溪、藏书家韦力、美国的中国古籍专家艾思仁等一起晚餐。艾思仁是韩琦与罗闻达相识的引荐人，我趁他们在桌上观赏我送韩琦的《说笺》与新刻笺纸时，与韩琦在一旁悄悄地进行了交谈，请他向罗闻达、冯德堡说明国内公藏机构采购文献的规定，以及履行合同的解决方案，希望外方多与上海方面沟通，不要固执己见而导致功亏一篑。
由于韩琦是罗闻达在中国最信任的朋友，我们相信“民间外交”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果然瑞典方面的态度有所好转。于是，吴建中馆长给冯德堡发信，亲自作了解释：
“根据中国的规定，本馆作为图书收藏单位，不能办理图书的进口事务，我已委托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办理一切贸易程序，该公司就此将提供具体的操作方案与您讨论。我们购买本批图书是有诚意的，我建议给彼此再多一点时间，共同寻找一个在不违反中国法律规定情况下的可行性方案。
本周四，本馆将会召开一个专家咨询会，您的朋友韩琦博士、周振鹤教授将会出席，我将会与我的同事和专家们为此共同努力，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与谅解。”
12月10日下午，我在上海图书馆善本室主持召开了“西洋古籍珍本汉学图书（罗闻达藏书）专家咨询会”，邀请了周振鹤，李天纲等专家。刘志华、王仁芳介绍了赴瑞典考察的情况，用投影播放了藏书照片，王仁芳讲解了部分重要图书。本次会议形成的咨询报告，更加坚定了上海图书馆克服困难，采购本批图书的信心与使命感。此举同时向瑞典方面表达了我们引进的态度，以增强他们的耐心。
五
我们各方都希望在2010年完成“罗氏藏书”的转让，在积极联系的过程中，彼此的谅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2010年春节长假后，吴建中收到了罗闻达的两封邮件，在回信中，吴建中再次强调了我们收藏的心愿和操作程序，并发出欢迎罗闻达与冯德堡一起到沪移交图书的邀请。我们的坦率与诚意，以及韩琦的努力，罗闻达冯德堡最终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双方花了几个月对合同的条款进行了一一修订、翻译，逐步达成了共识。
为了便于结算，在中图公司的建议下，罗闻达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之后，双方就交易的所有细节做了周密的讨论与安排，如对外方的运输方式、图书包装、清单形式等均提出了要求，在上海，一系列的进口审批、图书报审、免税申请、保险等均有条不紊的紧张进行中，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员犹如“助产师”一般满怀期待地等候着一个“婴儿”诞生。
10月25日，英文版合同定稿，签署。
10月25日，图书从瑞典启运。
11月5日，上海图书馆王仁芳等人前往外高桥保税仓库，与罗闻达验书。
11月9日，中图公司付款。
11月14日，对方确认收到书款，图书清关。
11月26日，图书出关送往上海图书馆。
2010年10月30日，在上海图书馆贵宾厅，我再次见到了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他与在场的上海图书馆领导和专家一样，满面春风，笑意盈盈，彼此十分愉快地交谈着。今天将在此举行“瑞典中国学罗氏专藏转让协议文本交换仪式”。为此，我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我策划的《书影掇英——覆刻上海图书馆藏宋本书影十种》，由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穆端正先生持赠与他。我向他表示，为了纪念此次图书转让，我愿意请中国的优秀版画家为他制作一款藏书票，罗闻达欣然同意。转让仪式签字时，我站在罗闻达身后，只见他掏出钢笔在合同文本上两次没有写出字迹，我马上递上自己携带的水笔给他。仪式结束后，我收回水笔对同事说：“这支笔也有收藏价值了，它书写了一页中西图书交流的历史。” 在10月30日协议签订之后的午餐中，罗闻达先生欣喜地表示，这批书就像是他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了他放心的婆家，了却了多年来的心愿。以后当他思念的时候，就可以来看看了。此番话坦露了一个藏书家兼书商对“爱女”的真情心迹。 11月6日，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上宣布这一消息时，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强烈反响，深受好评。
在“罗氏藏书”抵沪日益临近之际，历史文献中心拟定了典藏、编目、服务的工作方案。对于如何称呼罗闻达的这批藏书，在以往的两年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于是，我专门起草了“关于罗闻达藏书专称的建议，”将对东洋文库“莫理循藏书”，香港大学“马礼逊特藏”等专题馆藏的调研，和与韩琦通话讨论的情况作了汇报，对这批藏书的专称倾向于以人来命名，简称为“罗氏藏书”，得到了吴建中的认可，此后成为来自于罗闻达所有文献的专称。
11月26日中午，“罗氏藏书”从外高桥海关保税仓库正式运抵上海图书馆。我与同事一起将这批图书卸下卡车，开箱验收。这天被定为“罗氏藏书入藏日”。在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上海图书馆、中图公司的领导和部分媒体记者在贵宾室喜气洋洋地迎接“罗氏藏书”，当我们揭开了“西洋女郎”的红盖头时，我们充满了惊喜。我们终于见到了这批西方早期汉学文献专藏。12月20日至26日在上海图书馆目录大厅举行了《汉学遗珍——上海图书馆藏“罗氏藏书”要籍展》共选出15-19世纪出版物20种公开亮相，同时作为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14周年的纪念。20日下午，上海图书馆举行了报告会，韩琦主讲《“罗氏藏书”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我介绍了《现代活字印刷图书的早期历史：摇篮本---兼谈中国所藏摇篮本》。
首批“罗氏藏书”入藏后，罗闻达多次来沪探望“女儿”。我请他提出藏书票的设计要求，他曾发来的一张图片。2012年8月来沪，在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参观《天工开物——徐龙宝版画展》时，对他的木口木刻花卉作品很欣赏，向我提出能否参照设计成他的藏书票？我当即请陪同参观的徐龙宝教授帮忙，他欣然应允。罗闻达在11月14日来沪授权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签约后，我们在宾馆大堂咖啡厅见面，我送上了50张原作藏书票。他见到后非常高兴，当场用钢笔签名赠我一张纪念。事后得知他向多位朋友签赠了这张满意的藏书票。
六
罗闻达作为书商和藏书家，一直没有停顿珍稀图书的搜寻，同时以汉学家的执着追求继续着西方汉学文献的研究，不断增补《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续编。这部书开创了国际汉学书目编制的新体例，从单纯的书目转为兼有学术评论的著述方法，成为国际汉学文献学的新里程碑。2012年3月12日，他给我来信中告诉了续编的近况，并寄来一小箱尚未定稿的打印件，书目编号为1552至1838，共287种，其中有三部摇篮本、5部手稿，还有著名科学家林奈的签名本，以及铜版画。我明白他的愿望是此书目中的书也能归属上海图书馆收藏。虽然我们十分期望如此，但支付近千万元的经费并非易事，何况首批“罗氏藏书”的书款需几年才能分摊平衡。我们曾提出拆分选购的方案，罗闻达希望是整体，与书目正编图书合璧。当时国内正有几家机构在与之商洽中，我们谈判没有进展。当罗闻达在2013年8月24日意外去世后，我们失去了继续讨论的机会，如今手持罗闻达签赠的《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续编，我心中感到难以言状的痛惜和遗憾。
但可敬的罗闻达先生在生前做出的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决定，让上海图书馆受惠无穷。他在2011年10月30日拟好的遗嘱中，明确了将自己存放在泰国住所中的学术参考书，全部作为遗产捐赠于上海图书馆。本馆国际交流处在完成了一系列法律程序后，在罗闻达家属的配合下，上海图书馆取得了图书的所有权。中图公司再次代理了图书的进口的一切手续，同时还承担了从罗闻达住所清点、制单、装箱到储运等离岸本不属于图书进口业务范围的工作。
2016年5月31日，在徐家汇藏书楼设立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揭牌仪式时，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与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陈峰副总经理，举行了“罗氏藏书”捐赠部分的首批交接入藏仪式。罗闻达遗赠图书在2017年上半年，全部图书五千余本分两批入藏徐家汇藏书楼。
“罗氏藏书”落户上海，入藏上海图书馆，前后历时十年，不论从当时还是在当今或未来，其价值与意义均值得我们回顾与思考。首先，此举是中国购买西方珍本专题图书规模最大的一项收藏，不仅丰富了上海图书馆的西方汉学文献专题收藏，而且还提升了上海图书馆在国际汉学领域的地位，彰显了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文化软实力，成为上海图书馆在2000年从美国收购“翁氏藏书”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收藏举措，是中国图书馆与学术界的盛事，体现了上海图书馆对文献资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的使命意识。
其二、“罗氏藏书”的引进所透视的历史维度与时代节点，正是中西文化交流和西方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这是欧洲人从15世纪发现“远东”，到19世纪后期“汉学”形成，认识中国的400年，也是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400年，是哥伦布地理大发现（1492年）后，新航路开通，西方列强争霸世界，兴起“中国热”的时期。2010年恰逢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和世界文化交流的盛会——上海世博会，我们从“罗氏藏书”丰厚的书页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西历史相互激荡的风云变幻。所以，“罗氏藏书”在2010年落户上海就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其三、“罗氏藏书”包括了欧洲学者400年间研究中国的重要著作。特别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重要著作搜罗齐备，版本多样，尤具特色，有些还是世界孤本。为中国学者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认识文明互鉴，从历史上阐述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促进当代中外交往与对话，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令人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
其四、在“罗氏藏书”中还有两本特别珍贵的“摇篮本”。一本是1477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拉丁文《世界各地》、一本是1480年意大利米兰版的意大利文《曼德维尔游记》。这两种图书的入藏不仅改写了上海和上海图书馆文献收藏中没有“摇篮本”的历史，同时是新中国建国后公藏机构首次购买的摇篮本，具有图书馆藏书史的标志性。
在2020年的《文明互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展》上，“罗氏藏书”精品再次亮相。我们特邀著名篆刻家刻了一方“罗氏藏书”印章，以此作为入藏的纪念，钤印在我们的记忆中。
作者：黄显功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李婷
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