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如何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传承弘扬？

近期，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姜义华《中华文明三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再版推出，含《中华文明的根柢》《中华文明的经脉》《中华文明的鼎新》，补充了最新研究成果。在上海市社联的出版座谈会上，业内评价：这套书从历史溯源的角度，回顾中华民族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传承脉络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传统根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创新，寻求到历史依据并提供了科学视角和方法，描绘了壮阔丰赡的中华文明整体画卷，也为世界文明史的学术前沿提供了中国智慧。

现发布分享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总裁陈昕的发言如下——

祝贺姜义华先生《中华文明的根柢》《中华文明的经脉》《中华文明的鼎新》三部著作，以《中华文明三论》为名结集出版。如果从1992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算起，姜义华关于中华文明的系统考察已整整三十年了。我把姜义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点定在1992年，是因为在《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中，他已经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根柢之一家国共同体的问题。之后，姜义华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而《中华文明三论》则是他最近十年关于中华文明研究的系统成果。

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世界史和文明史研究一直是相对薄弱的两个部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有修史研史的传统，形成了庞大的史书体系，现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例，曾出版了郭沫若、周谷城、向达等主持编辑的76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白寿彝主编的12卷22册《中国通史》，萧克主编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王仲荦、杨宽、胡厚宣等史学名家的13卷16册“中国断代史系列”，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26种），李新、陈铁健主持的12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还有50卷本“中国专题史系列”和6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但一直以来少有中国文明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出版，更不要说类似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样的文明史研究巨著了。由此说来，《中华文明三论》的出版值得重视，它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初步努力。

《中华文明三论》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站在文明史的高度来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和道路，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说，从人类的历史长河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历经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是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其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并实现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变。那么，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文明根柢，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样的文明根柢？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建立在扎实的文明史研究基础上，过去鲜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中华文明的根柢》作了系统分析，提供了基于大历史观的理论框架。

它从分析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出发，论证了中华文明的根柢在于政治上的大一统，社会结构上的家国共同体和民族精神上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进而概括了中华文明的四大核心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天下伦理。这是至迄今为止看到的，对我们这个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核心内涵，抽象而又完整的总结概括，它使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产生强烈的信念，为我们在新历史条件下复兴重建自己的文明提供了基础。打开一部世界史，我们看到近现代各个主要文明的复兴重建，都有赖于对本民族文明的根柢作出新的发现和总结，从而为当下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精神。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建立在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全面的重新解读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而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明，也必须而且也只有建立在自己历史根抵上才可能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华文明三论》并不是简单地在故纸堆里做文章，而是立足于总结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实践，特别是联系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例如，在论述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时，书中系统地总结了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我们民族在放弃建立汉族单一民族国家诉求，坚持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放弃建立联邦制国家，坚持建立单一制国家；修正分权制设计，强化和改善中央集权制；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的争衡；从醉心两党制到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方面的历史实践，从而使“大一统国家成功再造”的立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中华文明三论》中还有不少颇具创见的观点和分析，例如章太炎思想的研究，中华复合型文明的论证，儒学宗教化的剖析等，都给人以启迪，也表明姜义华关于中华文明的解读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的。

中华文明和中华文明史博大精深，汪洋恣肆，姜义华三十年的研究，也仅仅是开了个头，需更多学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做更为深入而全面工作。在我看来，以下工作尤其需要认真开展。

在世界文明的视野内来研究中华文明，树立大历史观。文明史研究从来都是全球性和整体性的。西方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是如此，东方的福泽谕吉也是这样。他们都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和文明纳入视野，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综合思考各个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得出自己的看法。十多年前，我曾约孙皓晖做这样的研究。他十年磨一剑，于去年底出版《国家时代》一书，对人类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逻辑与中国文明作了详尽解析，揭示了大国文明兴亡生灭的历史经验和深重教训。

要有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重建中华文明的意识。对中华文明根柢的总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当下社会能够赖以前进的历史精神和价值体系，有利于树立文化自信。我们毕竟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融新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全面统筹、有序推进的现代新文明正在形成，需要我们去发现、总结和提升，以丰富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鼎新》所做的探讨是有价值的。

对中华文明的根柢和核心价值还需要作更深入的挖掘、阐述和整理。我们欣喜地看到，除了姜义华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例如，孙皓晖把中国文明三大历史特质归结为：一是实践性与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二是强势生存的理性精神，三是多元化与均衡性并存的整体结构。随着对中华文明史研究的开展，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建构中国未来社会，既不能抛开中华文明传统根抵，照搬西方文明，也不能隔绝于中华文明传统，单纯以新的革命理论为基础。而确认我们的文明根柢，梳理我们的文明经脉，鼎新我们的文明内涵，姜义华这三论正是当前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任务。（原题《理我文明，振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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