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

[英]辛克莱·麦凯著

张祝馨译

文汇出版社

这本书既是战争史，也是一部城市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和档案，多人物多视角，还原德累斯顿轰炸灾难的全过程，详述其引发的道德争论，并从多方面的角度见证这座城市从灰烬中重生的经历。

>>背景介绍

1945年2月13日，末日从天而降，上千架轰炸机飞过，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化为废墟，“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欧洲文明的中心，被炸出了20世纪。

对亲历者冯内古特来说，这一事件呈现出残酷的黑色幽默：“耗资巨大，计划周密，最后，却毫无意义。”

人们不禁想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德累斯顿位于德国东部，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蜿蜒的易北河穿城而过，带来欧洲各处的风尚。

这里，文艺复兴气质与东方风格共存，哥特式大教堂与巴洛克建筑呼应，哲学家把这里称作“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

之后数个世纪，文学与艺术家纷至沓来，在多元文化的滋养下，德累斯顿也在孕育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建于1841年的森帕剧院见证了德国歌剧的黄金年代，瓦格纳与施特劳斯先后在此奉上了多部享誉世界的剧目与交响诗。

森帕歌剧院

20世纪50年代，诗人埃里希·卡斯特纳回忆道：“德累斯顿充满了艺术和历史，过去和现在彼此和谐相处。”

1945年初，二战已接近尾声。没人会想到，这座满是艺术瑰宝的城市，将成为盟军大规模轰炸的目标。但毁灭的种子，其实早已种下。

纳粹掌权后，法西斯主义席卷了德累斯顿的每个角落，所有公共建筑都披上了万字符，满大街都是党卫军和其他爪牙。即便与第三帝国的首都相比，这里的狂热程度也更胜一筹。在纳粹“优生学”的指导下，仅在1935年，德累斯顿就实施了8219例绝育手术（同年柏林共6550例）。从战前至1945年，城中犹太人口数从6000多锐减至不到200。

艺术与教育同样不能幸免。1933年，第一届“堕落艺术”展在德累斯顿举办，希特勒亲临现场，参观那些被当局贬斥为病态与堕落的艺术作品。

希特勒参观堕落艺术展

在所有的校园里，从幼童到少年，各种各样的纳粹组织毒害着幼小的心灵。

纳粹少儿组织德国少女联盟

虽然地处后方，但德累斯顿并没有远离战争，从前生产相机、显微镜和打字机的工厂，如今全数为了服务战争而开足马力，源源不断地向前线供应着军需。

1945年2月，劫火终于降临。一夜之间，上千架轰炸机将4000多吨炸药倾泻而下，将曾经的梦幻之城化为炼狱。轰炸过后，德累斯顿的废墟犹如一座巨大的坟墓，当绝望的幸存者在瓦砾砖石间寻找亲人的踪迹时，轰炸的惨烈程度也随着新闻报道为英美民众所知。纳粹当局率先发动舆论攻势，戈培尔将伤亡夸大，声称有20余万平民死于轰炸，咒骂盟军的行动是“恐怖袭击”。

轰炸前后的城市

英国媒体也震惊于空袭的结果，《每日电讯报》写道：“德累斯顿的灾难史无前例……一座伟大的城市从欧洲的面孔上被抹去。”

而对英国空军而言，他们已经为了赢得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每3名航空兵中，只有1人能活着完成30次轰炸任务。

为尽快结束战争，摧毁纳粹负隅顽抗的战斗意志，针对大城市的战略轰炸才被提上日程，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英国高层批准了这一计划。然而，当德累斯顿毁灭的消息传回国内时，丘吉尔对轰炸产生了怀疑，他在备忘中写道：“纯粹为制造恐怖而轰炸德国城市，这一策略应该重新评估。”他担心战争让英国人也变成了“野兽”，被非理性的暴力夺去心智。

究竟谁该为德累斯顿的毁灭负责？这一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热烈程度甚至高于人们对广岛核爆的关注。冷战时期，德累斯顿的废墟在“铁幕”之下成了英美帝国主义恐怖暴行的物证，也刺激着大西洋两岸的反战运动。直至今天，德国右翼组织仍然试图利用这一事件，以期将德国人塑造成战争罪行的受害者，将法西斯主义的罪责撇干净。

在纷繁的争论之下，德累斯顿轰炸的真相反而因不同立场间的指责和怨恨变得扑朔迷离。近年来，德累斯顿当地的档案馆也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收集着证词以及亲历者的记述。 这些资料来源各不相同。有军队高层间的往来通信，也有一线飞行员的切身经历。有事发时尚且年幼的人讲述的故事，也有亲历那场恐怖灾难的成年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和只言片语。

77年前的2月13日，这座城市被战争的疯狂毁于一旦。77年后的现在，是时候拨开重重迷雾，去见证那场骇人听闻的毁灭，以及那些破碎的生命在其后的新生。

>>精彩试读

弗里曼·戴森的德累斯顿时刻

20世纪30年代，有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在历史悠久的英国公立学校温彻斯特公学寄宿，他看上去有点儿古怪，主要是因为他在被迫打板球时，喜欢把内容复杂的数学课本藏在板球套衫里。被逗乐的老师们会让这个男孩站到草地上，待在球不太可能滚到的地方，他可以舒舒服服地站在那里，在周围人都在玩板球时，研究最深奥的数学定理。

这是个神童，他喜欢待在“绝对的别处”——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俚语，指抽象的灵魂，从那些开始探索新量子领域的物理学家的研究术语衍生而来。几年后，这个少年被征召进战争中最敏感的神经中枢之一：他拥有狂野的数学能力与成熟的道德感，对战争的诉求和弱点有着深刻理解。德累斯顿注定要成为这个男孩道德和哲学成长的重要部分。

1942年轰炸机司令部制作了一幅地图，展示德累斯顿市及其公共地标。地图顶部有一条警告语：不许袭击医院。地图绘制者竟然认为有必要说这样的话，不免让人奇怪，谁会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疲惫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比大多数人见过更多的死亡，但还是会存在意识不到的残忍，即使他们能努力遵守禁令，但事实上精准轰炸任务得不到可用技术的支持。

这位年轻数学家见证了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战争爆发后，弗里曼·戴森被剑桥大学录取。他知道他在那里待不了多久，他肯定会被拉进某个军事行动部门。而事实上，他完成为期两年的强化学习，学习了更深奥的内容，比如阿尔法/贝塔定理。戴森是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这个阶段，他正在阅读阿道司·赫胥黎于1937年出版的《目的与手段》，这是一本关于民族主义、宗教、战争和侵略周期的哲学论文集。“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所认为的好目的可以赋予我们公认的坏手段以正当性，”赫胥黎写道，“我们还无视所有证据，认为用这些坏手段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好结果。”他还指出：“在这件事上，即使是聪明绝顶的人也会欺骗自己。”

1943年，弗里曼·戴森被征召入伍。当局发现了他的聪明才智，把他派往轰炸机司令部。这是一幢红砖结构的建筑，坐落在奇尔特恩丘陵，就在白金汉郡海威科姆镇外。戴森的宿舍离小镇很近，每天早上他都会骑车上山，经过五英里到达轰炸机司令部。有时，他在去那里的路上，一辆豪华政府轿车会从他身边经过，后座上是亚瑟·哈里斯爵士。

戴森入选轰炸机司令部的作战研究部门。他入职时恰逢1943年7月一次长达八夜的突袭行动，英国空军在汉堡上空成功引发一场罕见的城市大火，火势几乎达到一英里高。戴森所在的部门负责处理所有轰炸任务的数据分析，不是指被炸毁建筑的数量或引起大火的面积，而是指机组成员的死亡率，以及如何降低这可怕的减员率——其带来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飞入黑暗夜空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

有没有什么因素把被击落或在半空中爆炸的轰炸机联系在一起？戴森回忆说，当时，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得到保证，飞行实操经验越丰富，他们就越安全，一架轰炸机完成的架次越多，机组成员就越能熟练地避开德国精锐防御部队可能带来的所有危险。戴森分析了未返航飞机的统计数据，呈现在他和同事面前的是痛苦的事实：经验对生存概率没有任何影响。一名在敌后腹地飞行过29架次的飞行员，和刚开始飞一样，都可能变成闪亮的橙色火球。当他们飞行达到30架次时，这些机组成员只有25%的存活率。在任何一次空袭中，平均都有5%的飞机失踪，因此，在数百次空袭之后，死亡人数不可避免地上升。

在戴森的世界里，几何定理过去只出现在黑板上，如今却成了关乎生死的问题。轰炸机司令部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理解机组人员在空中面临的所有危险。在1943年和1944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认为那些没有被敌人火力击中却爆炸了的飞机，是在半空中与其他飞机相撞。由于轰炸机编队紧密，且需要全体出动，这就意味着这种接触有时难以避免。

但还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因素，轰炸机司令部还没有意识到。有时，飞行员执行任务回来后，会提到让他们脊背发凉的印象，他们感觉德国战斗机不知怎么就隐形了。戴森推测，德国人可能实现了一个曾经只存在于理论的技术：不是隐形，而是为他们的夜间战斗机配备可以调整角度向上方发射的机载武器——最佳角度在60度到75度之间，所以在下方飞行的敌机就仿佛隐形了。他是正确的。德国人完善了技术，他们称这种新式夜间战斗机为“斜乐曲”。

戴森并不局限于刻板的办公室工作，他多次亲自驾驶飞机，在夏日的高空飞行，进行航空实验。他对自己的个人处境毫无不满，对那些年轻机组成员的支持也丝毫没有动摇。但在1943年和1944年，当亚瑟·哈里斯选择更多的德国城市作为高爆炸药和燃烧弹投放目标时，戴森开始质疑轰炸作战的道德准则。

他后来承认，当他卷入这场战争时，他的思想立场是非常广泛的和平主义。不过，他也非常清楚，绝不能让纳粹政权继续存在下去。于是问题又回到阿道司·赫胥黎的目的和手段上来。几十年后，戴森总结了他的道德困境：

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从一个道德立场一步一步地退到另一个道德立场，到战争结束之时，我已完全失去道德立场。战争刚开始时，我……在道义上反对一切暴力。经过一年的战争，我退让了，我说：“不幸的是，用非暴力的形式抵抗希特勒是行不通的，但我在道义上仍然反对轰炸。”几年后，我说：“不幸的是，为了赢得战争，轰炸似乎是必要的，所以我愿意去轰炸机司令部工作，但我在道义上仍然反对无差别轰炸城市。”在我到达轰炸机司令部后，我说：“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我们就是在无差别轰炸城市，但这在道义上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赢得战争。”一年后我说：“不幸的是，我们的轰炸似乎并没有真正帮助我们赢得战争，但至少我的工作是拯救轰炸机机组成员的生命，这在道义上是正当合理的。”

但是，他总结道：“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了。”

>>作者简介

辛克莱·麦凯（SINCLAIR McKAY），英国记者，历史作家，文学评论家，《每日电讯报》《星期日邮报》专栏作者。

麦凯长期研究英国战时档案，代表作为《布莱切利园的秘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