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述往往采用线性叙事。《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从《柏林条约》讲起，至“一战”后结束，仿佛以时间为线，却构筑了独特的平行叙事空间。由于作者乔治·皮博迪·古奇专擅外交史，因而本书相当于一部笔墨详尽的“一战”前夕外交风云录。帷前的外交人物和幕后的统治者在历史事件进程中的角色扮演和频繁更迭，透露出各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特征。这本“另类”的历史，为读者认识欧洲各国在“一战”前的交涉打开了另一个面向，可堪教学，可作史料。

《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摘：

1881年政变只给亲王带来表面胜利，因为真正的赢家是俄国。其后两年，保加利亚只不过就是俄国的一个省。俄国将军们被任命到内政部、国防部和司法部，驯顺的议会仅限于为预算投票。当这位勇敢的亲王开始针对霸占他权力的人起摩擦时，他被告知，俄国部长们受命于沙皇。

两年之后，他藉赴莫斯科参加加冕礼之机满腹酸楚地向沙皇和戈尔 抱怨俄国人的口信，而当他回国之后便恢复了1879年宪法。那些未被征询的俄国部长们心怀厌恨地离开索非亚，亲王则被奉为国民英雄以及“保加利亚人的保加利亚”这一信条的捍卫者。

索非亚和彼得堡之间出现某种像公开战争的气氛，亲王的信没人答复。他给德国皇储腓特烈写信时如是说：“俄国恨我，因为她怕我，但我为此恨意感到欢欣，我全身心地回报这份欢欣，尽管环境迫使我必须在几年内控制我的感情。”当他想要迎娶德皇的孙女、普鲁士的维多利亚公主时，与俄国的这份疏远感有增无减，俄国方面则通过散布他私生活上的不实谣言而试图阻止他的婚姻计划。公主年纪太小而亲王的地位还没稳固到让他足以请求皇帝的允准；当他1884年参访德国时，老迈的君王和俾斯麦都告诉他，他的野心无望达成。首相单刀直入地宣告：“这桩婚事不可能，而且只要我是首相，它就不会实现。德国对保加利亚没兴趣。我们的兴趣是与俄国保持和平。现在你是个保加利亚人，你就必须服从俄国。”于是，亲王发现自己在公事和私事上都遭俄国反对和围攻。

俄国特务和官员仍留在这个国家忙着与本地不满现状的人串通密谋。俄国赞助人给这个新国家提供的唯一确定服务就是训练了一支军队；但当保加利亚人觉得自己才出土耳其的虎穴又落俄国的狼窝时，他们对此丝毫没有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