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动力》一书，是备受艾略特、汤因比推崇的“新时代的先知”、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思想家之一克里斯托弗·道森的代表作。该书追溯世界历史的发展，考察文明的核心动力，反思历史本身以及现代人类的整体经验。横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哲学多个领域，以媲美《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观察埃及、希腊、罗马、西欧等各大文明发展进程，展现社会及文化与宗教的有机联系。

作者细数奥古斯丁、吉本、威尔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西方史学代表人物及其名作，剖析西方历史宏大叙事模式，深刻解读“元史学”问题。文风优雅、学识广博、表述清晰，不仅适合相关领域研究者研读，理解西方史学界不该被遗忘的声音；更宜于一般读者进阶阅读， 回应自身关切问题：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

《世界历史的动力》

[英]克里斯托弗·道森 著

武 可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4月版

内文选摘：

从《世界历史动力》的“书中各章来源”看，书中收录文章的最初发表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其余则集中在二战之后。概言之，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代，大体是一战之后至20世纪中期。而这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欧洲本身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西欧失去了昔日在全球所享有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霸主地位；相应地，19世纪末西方人的那种乐观态度也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暴行，更使西方学者反思自身：西方近代文明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会导致这些惨剧发生。

许多亲历这一时代的西方学者，往往从哲学的高度去反思现代性。这既包括英国的汤因比、罗素和柯林伍德，也包括欧洲大陆上的雅斯贝斯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卡尔·贝克尔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些学者的学科基础与知识背景存在差异，他们的侧重点与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性。近代西方的发展方向确立于18世纪。此后自由主义的进步观支配着政治领域的思潮，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业化成为主流。近代西方在物质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此相对，人在精神层面却未能与新形势相协调。精神层面的变化未能及时适应物质层面的飞速变化。这是西方近代文明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因此，西方人需要反思自身的精神世界。

道森对世界历史的思考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展开的。他的学术背景与宗教信仰，影响着他的认识。道森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谱系中的地位与价值，主要是他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贡献。他主要接受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当然，道森学识渊博，对史学本身也不乏深刻洞见。他主张史学应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相互对话，学习吸收彼此的长处。而对社会学及人类学，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反思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演进，或为社会改良提供蓝图；而是结合历史，研究具体社会的文化。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学过分关注社会的物质层面，忽略了精神或文化的一面。而精神文化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他试图在考察社会时，将物质与文化的因素协调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准确把握社会的性质。

《世界历史的动力》曾在1978年和2002年两次再版。在2002年版的新导言中，导言作者哀叹：相比《世界历史的动力》首次出版时的好评如潮，道森近几十年几乎为职业史学界所遗忘。这一判断恰当与否需要辨析，它涉及我们如何从当代学术语境的角度评价道森的学术价值。

20世纪70年代道森去世时，西方的史学范式正在发生转变。逐步形成的史学新范式受其他学科的启发，最主要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以及语言转向的哲学。从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说，新范式也与史家对自身从事的学科进行反思有关。以新范式为标准回望，道森至少在以下三方面的认识仍有值得肯定之处。

首先，道森在《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强调社会学与史学的结合。而他的这一设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为职业史家所实践。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新文化史(包括新政治史)，都借鉴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路径去考察历史。当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内容与路径上都已不同于道森写作的时代。

其次，道森敏锐地意识到历史认识中史家思考认识的预设前提问题。《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元史学的问题》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史家思考历史时，带有预设前提，这些自觉或不自觉为史家认识或未认识到的假设前提，就是“元史学”，它制约着史家的思考。而职业史家往往忽略了对这些假设前提的自觉反思。这表现为只谈事实不谈理论，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只需要摆事实，不需要任何哲学上的理论进行支撑。史家是否能有史识，史识的高下之分，其实取决于他能否自觉地意识到“元史学”的问题，对此有怎样的思考。在此意义上而言，道森所关注的问题和海登·怀特有共通之处。当然，道森关注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怀特关注的则是分析的历史哲学。

最后，道森主张将历史置于其自身的过程考察，在晚期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学术史上仍有一席之地。这具体表现为他对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反思。他在对吉本的论述中指出：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拜占庭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周期，也忽略了正是从罗马帝国晚期的转变中产生了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而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则是近代西方之源。道森对传统意义上晚期罗马帝国的理解，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提出的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这一概念有着密切联系。

——摘自《世界历史动力》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