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契约：重系21世纪公民与社会的纽带》

[英]米努什·沙菲克 著

李 艳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个人从一出生由谁来抚养，接受怎样的教育，长大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生病时接受怎样的医疗服务，老年之后由谁照顾，这看似主观的人生选择背后，实则是维系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在起作用，它定义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境况和机会结构。

《新社会契约》这本书可谓应时之作，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依据在国际经济机构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大量专业研究成果，依次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这六大民生问题切入，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的失望情绪是源于技术变革、人口压力、女性角色的转变、环境问题等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在她看来，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是一个契机，让人们更直观地意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个更加慷慨、更具包容性的新社会契约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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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家庭模式

雇用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人才不光于经济有益，还能提升一岁以上儿童的幸福感。幼年时期有父亲更多参与也对儿童有明显好处。重新平衡男女育儿责任、把女性所做的无偿劳动转变为有偿工作的社会契约，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富有、更公平。如果我们的子女在幼年时期有父母的陪伴，随后又能接受高质量的托育，那么他们将在学业和心理方面表现得更好。这对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儿童尤其重要，将提高社会的流动性。

关于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提供可负担得起的、质量高的育儿服务，有许多模式。这种支持是鼓励以家庭为基础的育儿方式还是家庭以外的育儿方式，最好交给个人和家庭来选择。由国家财政而不是雇主支付育儿假成本和育儿成本，将使男性和女性在职场享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关键在于，公共政策必须在提供支持方面做到男女平等，确保他们有选择的自由，确保经济中的人才配置是最优的。

理想情况下，政府可以给家庭提供一系列选择——产假和陪产假，或者更好的共同育儿假，并为育儿机构或家庭育儿提供公共财政支持。这些选择非常个人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情况。我们必须做出的关键改变是，我们不能继续忽视对下一代的照顾，不能理所当然或轻率地将其视为无偿劳动。育儿服务需要成为公共服务基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医疗或教育。它还需要富有灵活性，以适应正在发生变化的工作和家庭组织方式。这将促使男性和女性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促使儿童养育更加有效，促使人们（通常是女性）获得工作机会。

提供育儿福利很关键，但同时还有许多其他政策有助于我们实现更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在人们更换工作时提供福利保障，在人们从事兼职工作时调整福利待遇——这种更加灵活的工作机制将有助于男性和女性平衡育儿责任，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方式（第5章将进行详述）。对人们单独征税优于鼓励夫妻共同报税的制度。夫妻共同报税时，次要收入者（主要为女性）和配偶按照相同的税率纳税，这通常意味着要比单独纳税时支付的更多，从而削弱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意愿。与此同时，学校较长的暑假安排在农业从业者极少、使用童工非法的社会中意义不大，反而给在职父母带来许多挑战。从这些方面支持双职工家庭，是社会契约转型的重要方向。

不过，只靠政策是不够的，社会契约还需要在家庭内部得到改变。正如我们在日本和韩国见到的情况，即便是世界上最慷慨的陪产假，也只有在社会观念得到调整后才会发挥作用。北欧国家与之形成了有趣的对比——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它们的社会契约的特点是女性就业率高、公共支持较为慷慨、男性承担更多无偿劳动。这种模式还能保障较高的收入水平，维持人口的生育率。相比之下，尽管韩国有越来越慷慨的政策，但其生育率仍是世界上最低的，仅为0.9%（保持人口水平稳定的生育率为2.1%），这是因为社会观念没有发生转变。

对我们的社会契约进行如此巨大的调整，我们能堪此重负吗？我认为，不这么做才会让我们不堪重负。家庭结构正快速演变：人们结婚更迟，女性生育更晚，单亲家庭更多，人口在老龄化，出生率在下滑（非洲除外）。我们的社会契约需要跟得上现代家庭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鼓励更多女性在职场中发挥才干将扩大生产力、提高产量并增加税收，所带来的收益将远远超出改善公共育儿支持的成本。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也将改善儿童福祉，让我们得以培育出更具生产力、收入更高的年青一代，他们将贡献更多的税收，为正在变老的一代支付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纵观历史，在家庭内部履行代际责任已经造成非常不平等的后果，因此我们需要所有人共同分担这些风险。

>>作者简介

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长达15年，是世界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行长。2011—201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2014—2017年担任英国央行副行长。此外，她还曾任教于乔治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